從國務院近日出臺的42項“新36條”民間投資實施細則，到發改委以價格杠桿引導民間資金投資公用事業的新規，再到國資委、財政部、鐵道部、衛生部、銀監會、證監會相繼出臺的推動和保護民間投資的相應保障措施，無不證明對民間資金在“穩增長”中的主角地位，現在各方已有了基本共識。但筆者以為，在民間金融發展大門開啟之際，尚有諸多可操作的“臨門一腳”的問題需要解答。
首先，以價格杠桿引導民間資金投資公用事業，就有幾方面需要完善。以價格杠桿引導民間資金投資公用事業，借鑒了BOT的思路。這是國際組織引進的公用事業的一種提供模式，其要點是本應有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改由私人資本提供，包括供電、供水、污水處理，路橋基礎設施建設等等。在BOT模式操作過程中有三大要素，第一，由非常有信用的國際組織牽頭，比如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代表其選擇的私人資本與政府相關部門對話、溝通和談判，并且全程參與項目設計、建設、運行和評估以及一定比例的資金投入。第二，參與BOT項目的私人資本在全球招標選取。除了資金雄厚，更應是各自領域的翹楚。第三，BOT項目的資本收益一般在社會平均資本收益上下。因為，由政府提供的社會公共品不是以賺錢為目標，價格一般定在沒有利潤的平均成本上。私人資本參與公用事業后雖需調整價格，但須以資本的社會平均收益為定價參照，按國際組織的測算，通常在10％至15％左右。
在筆者看來，針對這三大要素，發改委“新規”的操作，需要解決三個具體問題。首先，誰是民間資本的牽頭人。中國民間資金如果以居民儲蓄余額計算現已達35萬億之多，原則上都可以轉變為民間投資資金。但在動輒數十億甚至數百億的公用項目投資規模下，民間資本若還處于游擊戰方式的“散兵游勇”狀態，顯然是無法運作的。在中國民間投資“寧做雞頭不作鳳尾”的“雞頭文化”主導下，“一盤散沙，各自為政”的狀態如何整合，由誰來整合，是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其次，公用事業供應商不僅是資金提供方，也是專業供應商，而且是全球招標選取，具有技術、建設、運營和管理能力和全球優勢。但國內民間資金對于公用事業來說只能是財務投資者，招標也很難找到有實力、有專業優勢的私人資本。最近有調查顯示，一些公用項目由國有專業公司出面招標然后外包給一些民營小公司，結果工程質量存在嚴重隱患。滿足BOT的第二個條件有困難。再有，參與公用事業的資金要接受社會平均資本回報率。最近國務院出臺節假日公路免費新規，立即有早前投資公路的民間資本申請退出，理由是利潤減少了5％。數據顯示，過去的投資利潤超過56％，減少5％仍有51％的高回報。公用事業直接關系國計民生，不可能大幅提價。若民間資本對收益和利潤的預期過高，則不符合BOT模式的操作性要求。
那么，這些問題如何解決？筆者提議，可嘗試由現在銀行的“私人銀行”部門，整合各自的私人客戶群的資金，化零為整，并協調資金收益水平的合理預期，在本行客戶中選擇提供項目的專業公司，然后代表整合后的私人資本參與項目競標以及與相關部門的談判。當然這樣做的前提，是銀行具備資本整合的能力和道德風險可控。這可成為發改委“新規”落地的臨門一腳。
另外，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需要轉變思路。筆者在此想重點談談民間資本參與度很高的清潔能源產業。光伏產業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列入國家發展規劃還不到兩年，就已經落入嚴重“產能過剩”行業之列，原因之一是延續傳統產業那樣簡單盲目投資、擴大產能的增長思路，違反了新興產業發展規律。原因之二是中央定位光伏產業是“戰略性新興產業”，而企業和地方政府層面的光伏產業是出口加工貿易性質，這種錯位，使光伏產業在發達國家補貼下降，出口市場萎縮的形勢下陷于產能過剩的困境。是否下決心轉變發展思路，按產業發展規律調整，已成光伏產業能否真正成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關鍵一步。
筆者以為，這一步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投入研發解決光伏發電上網不穩定的問題，也就是解決智能電網問題；第二步，因為光伏電價高于火電，需要通過價格機制的調整和政策的適當補貼擴大消費，引導市場需求，擴大太陽能消費市場；第三步，才是擴大產能依靠規模效應形成產業優勢。只有在重大技術瓶頸基本解決，再擴大設備投資和產能，才不會遭遇產能過剩困境。另外，若把光伏產業定位為
“加工貿易業”性質，只能是把污染留在國內，把清潔能源出口國外，這絕對不能成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地方政府盲目補貼企業的產能擴張，也使光伏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遭遇更多貿易摩擦。
現在有一些地方政府組建了各類產業投資基金，如果這些基金能轉變觀念，嚴格遵循產業發展規律，自可成為民間資金參與產業升級和新興產業發展新思路的正確引導平臺，應該是對準民間資金推動新興產業發展大門的臨門一腳。當然，這一腳是否進門，還需突破“守門人”的體制性障礙。
溫州的金融改革試點，以民間金融發展為出發點。但民間金融發展有幾個仍然十分不清楚的問題需要提出來：金融業是否應作為一個獨立產業來發展？民間金融是否應成為支柱產業？是像有些地方政府設定的占GDP30％的目標推進，還是要作為中介圍繞實體經濟發展？如果實體經濟增長8％，那民間金融高出實體經濟增長的基礎是什么？民間金融脫離實體經濟的高增長是否造成虛擬經濟泡沫化，埋下未來危機的隱患？所有這些問題，都是當前推動民間金融發展以及整體金融業發展需要提出的“臨門一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