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佛羅倫薩咫尺之遙的普拉托（Prato），如今是意大利華人最集中的城市。華人對普拉托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若無華人及其充滿活力的紡織服裝工廠、貿易公司，這個一度陷入衰敗的紡織服裝業中心不可能起死回生，更遑論表現出比意大利和歐元區絕大多數地區更強的抗蕭條能力。同樣的現象也出現在近30年來吸收較多華人新移民的西班牙巴塞羅那、法國巴黎等美麗城市。但是，意大利社會和政府對普拉托華人區一直有非議，公共衛生、非法移民、灰色經濟等等，不一而足。在持續經濟危機的壓力下，此類非議進一步高漲，其中尤以對普拉托華僑、華人匯款回國的指責始終最為突出。意大利央行的數據顯示，中國移民是向母國匯款金額最高的移民群體，于是就有人指責普拉托華僑華人的舉動減少了意大利的資本積累。
其實，在意大利這個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完全開放的國家，華僑、華人對合法收入和儲蓄擁有完全的自主支配權，匯款回國并未違反任何法規；而收緊乃至取消資本項目開放，將重創歐元區內外對其經濟信心。同時，普拉托華僑、華人之所以大量向中國匯款，既是因為中國宏觀經濟的穩定性，投資機會較多，正日益成為包括僑資在內的各國資金的“避風港”，且普拉托華人小企業需要向中國合作伙伴和分支機構匯款作為營運資金，也因為意大利和其他歐洲國家對華僑、華人一些過于苛刻的指責損害了他們的信心，他們的資金別無出路。就此而言，提高音量指責他們，只會進一步促使他們的資金加速回流中國；理解他們的合法、合理的客觀需要，反而能鞏固他們的信心，降低他們的資金回流傾向。
近代以來，僑匯曾長期是中國不可替代的重要外匯收入來源，1949年前，來自美洲的僑匯經常占全國僑匯總數的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強，但這并未使美洲華僑經濟實力更雄厚。實際上，華人從唐、宋起便持續數百年較大規模移居東南亞，甚至一度在東南亞建立了河仙（今越南堅江）、東浦（今越南胡志明市和同奈省等地區）、吉隆坡、蘭芳共和國（今印度尼西亞加里曼丹島）等多個華人政權，今天馬來西亞仍是中國之外唯一擁有從幼兒園到大學全套華文教育體系的國家。海外華僑華人中的巨商大賈多數出自東南亞和港澳地區的格局至今也沒有根本改變。相比之下，雖然一批水手早在西班牙人占領菲律賓群島的明朝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便移居西班牙殖民地墨西哥，成批移民美國更要到1840年前后，且長期以開礦、筑路、開河、務農、捕魚等苦力為主，開辦餐飲、洗衣等小型店鋪就算是經濟狀況優越的了。由于美、加長期實行排華政策，北美華僑、華人無法融入當地社會而發展成東道國華商集團，甚至有性命之憂，只有選擇將積蓄的大部分或全部匯回家鄉。
加拿大政府1885年7月特別通過《華人入境條例》，規定從次年起向所有入境華人征收50加元人頭稅，1900年7月又提至100加元，1903年7月再提至500加元，1886年至1924年間，進入加拿大的82369名華人為此支付了近2400萬加元的人頭稅。直到二戰之后，加國政府才廢除歧視華人的法律，實行吸引亞洲國家人才政策。
1868年，美國和清政府簽訂通商條約，其中第五條規定，華人愿常住美國或入籍，皆須聽其自由，不得禁阻。1877年，加州經濟不景氣，美國出現第一次排華浪潮。1880年，美國與清廷簽署《北京條約》，其中第一條便規定了限制華人到美的人數和年限。1882年，美國聯邦政府通過了史無前例的種族歧視法例《排華法案》，明文禁止華工及其眷屬入境，取消華人移民入籍的資格，這項原定有效期10年的法案于1892年、1902年兩度延期，1904年更被宣布為無限期實施。直至珍珠港事變后的1943年，美國迫切需要中國為其減輕日軍壓力之時方才終結。在此期間，美國華人在政治、經濟、法律、生活各方面飽受歧視和迫害，不僅普通華工備受屠殺、搶劫，連享有外交豁免權的外交官也無法幸免。1903年，中國駐美公使館陸軍武官譚錦鏞赴舊金山公干期間遭當地警察無理圍毆、關押，竟“戴罪”出獄。譚氏受盡屈辱之余，憤而自盡，釀成世界外交史上一宗駭人聽聞的惡性事件。即使在1943年廢除《排華法案》之后，迫于勞聯—產聯的壓力，美國政府每年給予中國人的移民配額僅105名，直到1965年頒布了《移民法修正案》，華人才得到與他國同等的每年2萬移民配額。其后，華僑才普遍取得入籍權利和選舉權、被選舉權。
讀史可以明智。置身主權債務危機漩渦，面對華人這樣一個勤奮、安分守己、很少坐吃福利、很少對抗當地政府、很少制造游行示威的群體，意大利、西班牙、法國等國政府是為其解憂以充分發揮他們幫助東道國復興經濟的潛力，還是加劇其憂慮，從而為淵驅魚為叢驅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