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18期日前召開。論壇成員、清華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國有資產管理學會副會長魏杰發表題為：“目前保增長的重點應該放在哪里”的主題演講。魏杰表示，我國經濟增長從去年開始就一直處于下行的狀態，要想達到今年經濟增長穩定在7%以上，實現7.5%的目標，有兩種思路。第一種思路是救市，另一種思路是對中國經濟進行深度調整，從中長期來看，深度經濟調整應該是穩增長的唯一出路。
魏杰從當前我國面臨的經濟形勢講起。他說，我國經濟增長從去年開始就一直處于下行的狀態。去年第一季度增長速度是9.7%，第二季度掉到了9.5%，第三季度掉到了9.2%，第四季度是8.9%，今年第一季度8.1%，第二季度是7.6%，已經低于8%，這表明經濟增長速度下行風險在不斷加大。也正是由于風險加大，救市的呼聲越來越強烈。
然而在魏杰看來，想要用救市的方法穩增長可能性并不大。主要原因有兩個：其一這次政府沒有足夠的救市能力，提出來的辦法也達不到救市的目的。據他分析，如果要救市的話一定要動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而這兩個政策動用的空間都基本上已經沒有了。
再一個救市的方法是利用借債來刺激經濟。經濟學理論對于使用財政政策有一個上限標志，就是一個國家已經借了還沒有還的債被叫做借債余額，它的最高限度不能超過當年GDP的60%。盡管不久前國家審計署提出，我國當前地方和中央的債務一共是15萬億-16萬億元，僅相當于GDP的37%左右。但是根據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研究，我國現在各種債務加起來已經超過28萬億人民幣，相當于GDP的70%，這個比例已經遠遠超出了借債的上限。
“如果要救市的話，未來的貨幣風險和財政風險將非常地巨大，所以財政和貨幣政策實際上已經沒有救市的可能。而且我們這次經濟出問題，實際上是中國經濟深層次出了問題，不是僅靠救市就能解決的。”
要救中國經濟，宏觀調控刻不容緩。單獨救市不是出路。中國經濟唯一出路是必須盡快深度調整。如果單純為了救市，又把深層次問題放下，問題更麻煩。央行降低利率，某種意義上就是救市。中國現在的債務問題不是很大，但是貨幣問題已經很嚴重，最后的結果就是人民幣越來越不值錢，這種情況下大家都會恐慌、畏懼，所以沒人想調整結構，轉變增長方式，而是想救急。
魏杰表示，這次要堅持對中國經濟進行深度調整，從穩增長的階段來看，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是進一步深化改革。魏杰說：“我們必須要對體制做大的動作才行，這才叫深化改革。之所以要深化改革的原因是我們增長出了問題，我們的體制紅利已經吃完了。現有的體制已經很難保證我們將來還能有一個7%以上的增長速度。”
魏杰提出，中國目前深化改革必須解決三個問題。第一，盡快調整政府主導型的經濟體制。真正把這個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才行。而調整的重點是重新鑒定政府和企業的關系。
第二，重視民營經濟的發展。魏杰說，民營經濟發展可能是我們現在深化改革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今年的1月31號，浙江省曾經開過一個振興民營經濟大會，前幾年重慶也開了振興民營經濟大會，中央六個部委發布了關于放開民營經濟投資準入界限的文件，再次明確提出要反壟斷，把壟斷部門向民營經濟放開。溫總理也講過，要解決民營經濟的玻璃門和彈簧門的問題。可見民營企業對我國經濟增長起著重要作用。
但是就目前經濟情況看，民營經濟的狀況沒有得到根本改觀。魏杰提出民營經濟實際上遇到一個非常深刻的障礙，那就是理論問題。按照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理論，在眾多的生產要素中間只有勞動創造價值，別的生產要素不創造價值，所以資本人的剩余價值就是剝削性質的。按照這個理論，民營經濟就被放在了剝削經濟的性質上。這種性質的判定大大挫傷了民營企業家的積極性。“理論改革很難，如果沒有振奮人心的調整，我估計民營經濟積極性很難創造起來。”魏杰說。
第三，解決二元經濟的問題。中國現在還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城鄉二元經濟的解決過程很可能會成為體制釋放增長動力的過程。一般來講，二元經濟解決的過程就是這個國家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所現在提出城鄉一體化。城鄉一體化是三個一體化的統一。
第一個一體化是城鄉價格體制一體化，就是農產品的價格形成機制和工業化的價格形成機制應該一樣。第二個一體化是城鄉民生享受一體化，農村和城里人應該平等享受國家的民生支出。民生就是三件事，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第三個一體化是城鄉產權制度一體化，就是農村的產權制度和城里的應該一樣。
中國經濟進入深度調整的第二件事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魏杰說，我們必須要通過轉變發展方式，而獲得一種新的動力。這種動力不是靠貨幣投放能夠獲得的。
怎么樣轉變發展方式？在魏杰看來，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增長的背后支撐元素主要有三個，一個是外需，一個是人口紅利，一個是投資。
現在這三大增長元素的力量已經在開始弱化，像外需已經很難支撐中國經濟的增長。最近出口的下滑幅度很大，因為我國出口的兩個主要目的地美國、歐盟都出了問題。美國總統奧巴馬為了把美國的失業率降下來，必須要恢復美國的實業，不然就創造不出來那么多的就業崗位。所以美國現在提出來再實業化，這是對中國出口的重大打擊，中國對美國出口短時期不會有大的進展。
再看歐盟，歐債危機導致歐洲國家實行緊縮性財政政策，主要的功能是收縮市場需求。其中當然也包括收縮對中國產品的需求，所以外需短時期很難有突破。魏杰說，我覺得最近的世界經濟格局已經給中國經濟提了一個醒，就是試圖依靠外需的增長元素已經很難，所以中國必須要考慮這種出口導向型的增長方式的轉向問題。
再一個是人口紅利基本上已經消失。中國面臨勞動力的價格將高速增長的問題。寧波的一家企業透露，越南現在的勞動力價格相當于中國十七年前。人口紅利的消失，以低成本為特點的增長方式就不可能存在了。實際上從去年開始，我國民營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成本上升過快，一個是融資成本，一個是勞動力的成本。轉移成本只有三個渠道，一個是產品漲價，但是它又不能漲價，因為眾多的行業都存在產品過剩。二是政府減稅，但是到目前為止，國家也沒有出臺相應的減稅政策。第三是技術創新，但是技術創新不是短時間就能夠實現的。
再一個是投資，我國已經不可能再靠投資繼續拉動經濟增長。因為投資的背后一定是貨幣多投放，財政多借債，可是現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運作的空間基本上沒有了。
因此原來維持增長的這三大元素已經逐漸在消失。原來的外向型拉動的增長方式，以及低成本增長方式或者投資拉動增長方式已經不可能了。增長方式要從原來所謂的出口導向型的增長方式轉向出口、內需并重的增長方式，從原來以成本優勢為特征的增長方式轉向為以技術優勢為特征的增長方式，從原來的投資拉動型增長方式轉為消費支撐型的增長方式。
“我贊同這個提法，我也覺得我們唯一的辦法就是這種轉變。從原來的成本優勢轉化為技術優勢增長方式的關鍵是技術創新。”魏杰說。他舉了一個關于技術的創新的例子。技術創新做得好的國家大都有兩個要點。一個是實驗室經濟的問題，實驗室經濟就是現代化的實驗室以企業方式運作。美國人講實驗室經濟是技術創新的孵化器，因為任何人離開這種實驗室經濟都不能把知識轉為技術。實驗室經濟是重要的經濟形態，真正形成實驗室經濟需要體制的配合。
另一個要點是人才制度，人才制度是技術創新的人才基礎。這種人才制度以強調人的差別為核心。強調人是不一樣的，而且它強調人的不一樣是四種差異的統一——天賦的差別決定能力的差別，能力的差別決定崗位的差別，崗位的差別決定收入方式的差別，收入方式差別決定收入水平的差別，它是以差別為核心安排這種制度的。但是在中國，這種制度是很難令人信服，中國人大多認為人的差別主要是教育差別。
魏杰說，一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后，為什么大部分走不出來，是因為要走出來必須成為創新型國家。創新型國家的核心是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不是簡單的創新技術，而是整個民族的思維的創新，所以研究增長方式轉變這是中長期目標，不是短期就可以解決的。
另外魏杰認為，這次發展方式轉變還要把消費作為重要支撐點，這里面的一個重要問題是要提高居民收入。“中國老百姓消費低的原因還是普通老百姓收入太低。有人講中國老百姓有錢都不消費，這是不正確的。誰有錢都會消費，不敢刷卡的原因是想來想去沒有錢刷。要提高居民收入，就要重新調整國民收入的分配機構，要調整財政收入、企業利潤和勞動收入的關系。這種調整背后是利益的重新調整。”
中國經濟深入調整第三件事是調整中國經濟結構。在魏杰看來，當前中國的經濟結構有很大的問題。從短期來看，兩個產業的問題很嚴重，一個是房地產，一個是服務業。“因為對這兩個產業進行調整是短期內能夠發揮作用的。”他說。
魏杰認為，我國調整房地產的目的有兩個，房價回歸理性和繼續釋放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推動力。中國社會現在已經形成了多個社會階層，所以房地產的調整應該從現在的一刀切走向分類指導區別對待的問題上。
“房地產背后是一個利益問題，它根本不是一個價格平均的問題，我們現在搞絕對化是不行的，應該分類指導，區別對待。”魏杰說，“保障性住房的價格不能統計在均價里邊。因為它是屬于社會保障制度的，再一個是普通商品房的問題。二者要分類指導，區別對待。這需要不同的階層都來講問題才行，一定要走出目前這種一刀切的狀態。”
結構調整還有一個重要的產業是服務業，服務業分為四大類，一類是消費服務，主要表現在餐飲和商貿等領域。第二類是商務服務，包括金融機構、投資銀行到會計事務所、咨詢公司、會議中心、培訓機構等。第三類是生產服務，是直接為生產過程服務的服務業。第四類是精神服務，為精神生活服務，包括娛樂、影視、旅游、文化、出版等等。
魏杰認為，這四大類服務業對增長的貢獻很有意義，并且在短時期就可以看到明顯效果。比如說消費服務類的企業，國家稍微在稅收上做些調整，對增長貢獻馬上就會體現。有測算顯示，對服務業每減一元錢的稅可以讓它的產值增長六元錢，基本上是一比六的概念。如果今年能減稅6000億的話，就會帶來3.6萬億的GDP增長。
從中長期來看，結構調整也主要是兩個產業，一個是制造業，一個是戰略性新興產業。魏杰認為這兩個產業對中長期增長有巨大意義，所以必須加大力度調整。比如說制造業，我國現在僅僅是一個傳統制造業大國，而不是現代制造業強國。現在制造業市場被美國和歐盟這兩大經濟體瓜分。從未來增長角度來看，必須重視對現代制造業的發展，才能對傳統制造業進行轉型。
舉兩個例子。第一，我國是飛機需求大國，現在空中客車每年產量的20%左右會賣給中國，波音差不多是27%。如果不買他們的飛機，而是自己生產將對中國經濟增長帶來多大貢獻。很可惜現在還生產不出來。同樣，我國也是裝備需求大國，但是由于自己生產不出來，我國石化設備的75%左右要靠進口。中國制造業的調整一定要注意加速發展現代制造業，現在一旦救市又是傳統制造業得以擴張，就會忽視了對現代制造業的調整。
最近美國正在考慮減少對國際市場的能源依賴，為的是要與俄羅斯競爭。因為現在俄羅斯能通過能源與美國競爭，美國一旦宣布不再進口石油，國際石油價格必然會出現降價，那么俄羅斯的戰略將無法實現，與美國競爭的能力也會隨之下降。這說明國際已經開始新的競爭，在這個條件下，恰恰給中國創造一個最大的機遇，盡快來推動自己現代制造業。
另外一個中長期要發展的重要產業是戰略性新興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現在講的是七個要點：節能環保、新興信息產業、生物產業、新能源、新能源汽車、高端裝備制造業和新材料。從中長期來看，戰略性新興產業對我國經濟的貢獻將具有最大意義，它既是戰略性的又是新興的，在未來將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比如說新材料產業。現在全世界都在尋找新材料推動經濟增長，歐洲實驗室宣布發現了反物質材料，加拿大實驗室宣布發現了超光速材料，最近有兩個英國人又宣布他們發現了超薄材料。最近全世界提出第三次工業浪潮的概念，主要發展方向是信息產業，新材料和新能源，認為這三者的融合會產生人類社會的第三次工業化進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調整涉及到我們未來中長期的問題，所以要加大對戰略新興產業的這種調整。”魏杰說。
問：老師您好，您剛才描述了中國經濟以后發展的方向和潛力，這個背后涉及了很多利益的調整。您認為在這種困難和壓力下，中國經濟能走得像您描述的那樣順利嗎？
答：我是審慎樂觀。如果我們今年開始對中國經濟深度調整，中國最少還有三十年7%以上的快速增長期。如果忽視了對中國經濟深度調整，中國經濟可能會在2015年到2017年出現大問題。我們當然不希望中國出事，而是持續發展下去。妥協也是現在處理經濟問題的重要辦法，到了一定的時候可能各種利益方都會做出讓步，甚至在底線上也會妥協。回顧之前三十多年改革發展歷程，不就是這個過程嗎？當問題影響到所有人的切身利益的時候就會實現妥協。我估計，中國經濟通過這三方面的調整，應該還會保持一個良好的發展狀態，所以我還是審慎樂觀。
問：魏教授您好，您談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個問題上世紀90年代就有人提出了，為什么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轉變好？
答：增長方式轉變我們討論的時間確實很長，但是我覺得增長方式轉變不是口號，是利益調整，到了一定時候才能調整。比如，出口導向型增長方式，在10年前或者5年前講，大家很難接受。那個時候我們把擴大出口，吸引外資當作政績。當這種增長方式真正影響到中國經濟的時候，大家才意識到要調整。實際上，我們調整已經晚了，應該在2007年以后就調整。之所以調整不了，主要是因為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基本上都是依靠這種方式來推動，一下子調整有個利益格局調整問題。在某種情況下，利益綁架了原則，導致調整緩慢。但是，現在如果不去調，它們就沒法繼續做下去了。過去沿海企業都在琢磨怎么出口賺錢，現在反過頭來琢磨怎么靠進口賺錢，可以說到了非調不可的時候，這也是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
問：前不久，央行調整存貸款利率，利率市場化改革越發明顯，您認為，這對金融企業和工業企業有什么影響？
答：我估計可能這次影響最大的金融企業是銀行。這次利率調整，是這幾年做的最聰明的事之一，把空間留給了存貸雙方。最近，銀行的壓力很大，銀行對存款利率一直在提，宣布的時候四大銀行全不動，小銀行隔了一天就發信息給所有人說你來辦存款，還按照原來的利率。我最近也經常收到各種銀行信息，你是不是有存款在我們這里，我們最近準備提高存款利率，從3.5%提到3.75%，有的提到3.85%。看到這個信息，我覺得銀行的競爭已經開始了。金融業的這種壟斷，或者是不進行改革就能賺錢的時代快要結束了。背后大的環境是民間信貸放開了，如果民間信貸不放開，利率自由化是沒法實現的。只有民間信貸合法化之后利率調整才能到位。所以這是個綜合的產物。
魏杰，1952年9月生于西安。曾先后獲得經濟學碩士、博士學位。曾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主任、教授、博導，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研究所所長。現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企業戰略與政策系主任、教授、博導、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國十三個省市的經濟顧問，十五家企業經濟顧問，中國國有資產管理學會等5家學會的副會長。1991年被評為國家級有特殊貢獻的中青年專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自1979年起至今，共發表論文400余篇，出版專著20余本。最近的研究方向為：企業制度創新及企業技術創新的制度保證，企業產權制度與資本市場的內在結合及互動性，企業中貨幣資本與人力資本內在結合的產權制度體現，宏觀經濟對企業經營戰略的約束性的體制表現等。與上述研究方向相關的最近的著作為：《新經濟與企業裂變》、《中國企業的二次創業》、《資本經營論綱》、《現代產權制度辨析》、《企業前沿問題》、《市場經濟前沿問題》、《企業制度安排》、《企業戰略選擇》、《企業文化塑造》、《驅動財富進程》、《解碼財富方程》、《動搖不得》、《親歷改革》、《中國經濟之變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