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債危機是歐洲三大問題的集中反映
歐債危機不是單純的主權債務危機，而是三種不同類型問題相互交織的結果。
一是推進歐洲一體化過程中，各國內外目標矛盾的問題。歐洲沿著市場→經濟→貨幣→財政→政治的路徑，逐步走向一體化。目前正處于貨幣一體化向財政一體化的艱難過渡期。面臨的困境主要是：一方面按照市場經濟運行邏輯，經濟和貨幣的一體化，首先會出現“強者恒強，弱者恒弱”的兩極分化現象，經濟趨同的效果尚未顯現，歐元區內貿易順差國的競爭優勢越來越強于貿易逆差國。
另一方面，貨幣統一后，歐元區缺乏痛苦較小的匯率調整工具來化解內部結構矛盾。但類似金本位下國內目標（增長和就業）服從于外部目標（國際收支平衡）的調整方式，政治上已不能接受。因此，財政統一（含財政紀律）和國家間轉移支付，保證金融系統安全的最后貸款人等金融安全和危機處理機制，都是必需的。但由于財政和政治一體化的滯后，歐元區現有的治理機制并不能有效應對市場運行和經濟轉型的不良后果。歐元區或者繼續往一體化方向推進，或者盡快建立維持當前一體化程度所必需的國家間治理和協調機制。
二是歐債危機是全球周期性危機調整的組成部分。2002年以來的世界貨幣債務擴張，給歐元區帶來了空前的繁榮。歐元區國家的債務擴張（前期大部分為私人債務，美國金融危機后部分國家轉為國家債務），西班牙等國的房地產市場繁榮，有貨幣統一的影響，但都是在這一波的貨幣擴張中完成的。
美國在此次金融危機以后，主動引導去杠桿，歐元區目前仍在去杠桿的過程中，支付并消化著這一波周期性調整的成本。經濟和金融的緊縮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金融（包括銀行）的順周期性，使得緊縮過程充滿風險，而世界經濟的不景氣，歐元區透明度不足，私人風險和公共風險相互傳遞，進一步增添了歐元區去杠桿的復雜性和難度。
三是長期發展模式與資本市場運行邏輯的矛盾。歐元區巨大的財富存量，老齡化以及高福利，使得歐元區選擇了一條不同于美國的發展道路。缺乏短時間內形成增長的機制，與以效率為中心，偏重短期收益的資本市場產生了一定沖突。
財政緊縮產生的短期惡性循環，并不能夠給資本市場帶來信心。缺乏耐性的資本市場希望盡快看到完整的解決方案和可見的效果，但歐元區尚未提出可信的有效解決方案，而且還需要借助冗長的政治議程，最終產生多方可接受的方案。
歐元區在堅持一體化方向的前提下應對措施更加務實
今年以來歐元區大起大落，尚未跳出“緊縮—衰退”的惡性循環。原不被看好的歐盟峰會取得了重大突破，匯市、股市和債市反應積極。目前，歐元區國家更加務實，應對流動性風險能力顯著提高，仍沿著深入一體化的方向艱難前行。
一是提高了歐元區應對流動性風險的能力。除已建立的更加廣泛的美元互換體系、歐央行推出兩期一萬億歐元的長期再融資操作外，提前啟動歐洲金融穩定機制（ESM，5000億歐元的放款能力），加上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杠桿化后的6000億歐元，共計1.1萬億元的救助能力。IMF推動大約4560億美元的增資。歐盟峰會又同意更加靈活使用歐洲穩定基金，包括直接向銀行注資、購買努力削減赤字和債務國家的國債、向沒有被納入救助計劃的國家開放等。ESM向西班牙提供的貸款不具備優先債權人地位，大幅緩解了投資者的擔憂，提高了ESM資金使用的影響力。
二是不再過度強調緊縮，更加重視增長，務實處理財政整頓、結構性改革和經濟增長關系。一方面，推出了1200億歐元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以補充已通過的“財政契約”。在堅持單個國家財政紀律的同時，開始考慮歐元區整體的經濟增長，提供財政風險的分擔機制。通過第三方資金，如歐洲投資銀行（600億歐元），結構基金（550億歐元）和發行項目債券（50億歐元），支持中小企業發展以及年輕人就業，加強能源、交通與寬帶等基礎設施建設。
另一方面，原來堅持緊縮的國家和機構有所放松，不再過分強調以財政緊縮來恢復信心。德國仍堅持整頓計劃，但最終批準了ESM和預算財政協定。法國也從標準的緊縮政策轉向更加重視增長，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刺激經濟增長。IMF不再堅持苛刻援助條件，將開始對希臘援助計劃相關條款可能做出的變動進行談判。
三是認真研究希臘退出及其他極端情形，但仍堅持一體化方向。貨幣一體化是歐洲人五十多年努力的結果，是在危機中不斷前進的結果，不會輕易放棄。當前的僵局是國家間的利益之爭，存在協調空間。
歐元區面臨“轉型”和“危機”艱難平衡
危機暴露了歐元區機制和增長模式的缺陷，加劇了矛盾。長期機制缺失制約了短期政策空間，短期壓力過大不利于長期機制的建立。歐元區面臨的是“轉型”和“危機”的艱難平衡。
一是歐元區不缺資源，缺的是機制。2011年，歐元區的赤字率和債務率分別為4.1%和87.2%，同期美國和日本的赤字率分別為9.6%和10.1%，債務率分別為102.9%和229.8%。
歐元區這兩年的經常收支順差分別為409.5和374.7億美元。
歐元區的銀行資本缺口較大，但歐洲存量財富巨大。因此，歐洲缺乏的是有效的資源（銀行資本、社會資金）配置機制和國家間的協調機制，需要在現實中調整認識，是結構性問題而不是資源總量問題，簡單的輸血解決不了歐元區問題。在歐元區機制轉變以前，我國能發揮的作用有限。
二是歐元區的風險相對可控，但仍不排除極端情形出現的可能性。首先，歐元區短期流動性風險已大幅緩解。其次，一定程度的市場緊張，既是必然也是必要。歐元區仍借助去杠桿的周期性因素和資本市場壓力，進一步推進一體化進程、改善歐元區治理機制及提高長期競爭力（社會福利，特別是勞動力市場等）。再次，歐元區已開始為極端情形做準備，這反而降低了極端情形出現的可能性，政策會更加務實。希臘雖然反對財政緊縮，但不會輕易退出歐元區。德法已開始接受在增長中解決問題，促進良性循環的解決思路。
但仍應看到，經濟特別是金融去杠桿化過程并不是線性的，存在臨界點和加速過程。歐元區二季度PMI
開始跳水，6月份歐元區綜合PMI初始值僅44.8，德國、西班牙和意大利分別為44.7、42和44.8。隨著歐元區經濟衰退和市場壓力加大，民族情緒日益激烈，各國應對短期風險的政策空間有限并且逐步減少，協調機制短期內無法建立并發揮作用，國家間的政治博弈，并不能完全排除極端情形的出現。目前歐洲的防火墻并不足以應付極端情形，如雖然市場對希臘退出已有相當的預期，但當希臘退出風險加大時，金融市場仍出現急劇下跌。
三是歐元區的緊張和低迷，仍將是一個長期的反復過程。歐洲領導人尚未找到歐元區問題的有效解決方案。多個民主國家選擇可行方案的過程，是在市場和社會壓力下不斷博弈的過程。歐元區提高長期競爭力的轉型和危機中的去杠桿，都將是一個充滿風險的長期過程。
面對歐債危機及歐元區復雜情況我國應采取哪些對策
國際環境的嚴峻和復雜，是我國未來幾年都不得不面對的現實，要有打長久戰的準備。為此，我國的應對策略不僅要防止風險傳染（主要是貿易和資本流動）及危機應對，更要化危為機，主動調結構和轉方式，提前有序釋放風險，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關系。
1、進一步加快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開放力度，鼓勵民間資本到歐元區尋找機會。
歐元區將政策重點從緊縮逐步轉向增長，加上歐元區的實體經濟仍具有強大的競爭力。我國應加快對外直接投資的開放力度，進一步在歐元區尋找機會。考慮到我國企業對歐元區熟悉程度不高，可借助我國駐歐機構和歐盟商會等各種力量，加大對歐元區法律、社會以及經濟的研究和推介力度。
2、戰略性使用外匯儲備，尋找雙贏機會。
可將部分外匯儲備加上配套人民幣資金，設立專門的基金，加強與歐元區的國家、公司及個人合作。以資本投入、補貼等方式，購買歐洲的技術，引入歐洲的專業人才，提高對國內環保產業的支持力度，加大對空氣及水等環境治理。將外匯儲備投資到有利于子孫后代的碧水藍天，既有利于緩解外匯儲備的潛在風險，又可不擴大現有產能地刺激本國經濟，給歐元區帶來一定的外需，加強與歐洲在環保上的合作，提高未來談判的籌碼。
3、引導匯率更大幅度的雙向波動，加快建立外匯衍生品市場。
2005年以來我國人民幣匯率漸進升值，銀行、企業和個人單向積累人民幣頭寸。2011年10月以來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各類市場參與主體的人民幣凈頭寸有所減少，降低了匯率波動可能引發的市場頭寸被迫調整的風險。從實體經濟來看，歐債危機的惡化導致新興市場國家匯率大幅貶值，人民幣有效匯率快速攀升，影響了出口企業的競爭力。
為此，在歐債危機尚未失控的時期，可適當引導匯率在更大幅度的雙向波動，在美元升值背景下，反而有利于我國保持實際匯率的相對穩定。同時，進一步完善外匯衍生品市場，提高市場參與主體的外匯風險管理能力。提前釋放歐元區極端情形下的匯率和資本流動風險，提高金融市場承受風險波動的能力，擴大匯率工具空間。
4、繼續穩步推進本幣互換，加大對出口貿易融資、出口信用保險等的支持力度。
當前的歐債危機是系統性，極端情形更會產生全球影響。因此，簡單的出口區域分散，應對極端情形的效果有限，關鍵要盡快提高自己的核心競爭力。一般來說，僅僅只是實體經濟衰退引發的國際貿易萎縮，有較充足的時間應對，但當國際貿易的金融支持惡化時，其沖擊是迅速和巨大的。
歐洲金融機構在貿易融資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但近期受歐債危機嚴重的影響，其提供的貿易融資比例大幅下降。歐洲銀行為日本以外亞洲國家提供貿易融資的比重，從2011年的28.2%下降到今年前5個月的5.8%，日本的銀行彌補了部分歐洲銀行退出帶來的空白。但即使如此，也給亞洲的國際貿易帶來不利影響。
為此，可繼續穩步推進本幣互換，以為貿易融資提供必要的流動性支持。同時，加大對出口貿易融資及出口信用保險的財政支持力度。IMF的研究表明，提供金融服務比由誰提供更重要。可適當加快對外資銀行，如有一定競爭力的日本的銀行，從事這些業務的開放，甚至出臺鼓勵政策。
5、關注國際資本流動，保持跨境資本流動的管道管理。
歐元區的動蕩，不僅影響我國與歐元區間的資金流動，還將影響新興市場甚至中美之間的資金流動。既存在回流歐元區滿足流動性需求的資金流動（香港的歐洲金融機構已出現明顯的抽資自救行為），也存在規避風險，重新進行資產組合配置的資金流動。
我國應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測。我國不能因國際環境不穩定而延緩資本賬戶的必要開放，但當前對跨境資本流動應堅持管道管理，對資質和規模保留必要的管制。加強對短期資本流動的管理，加大對地下錢莊的打擊力度，形成必要的威懾力。
6、提高貨幣政策的靈活性，加強政策的國際協調。
我國2009年的刺激政策為世界作出了巨大貢獻。2012年美國和歐元區的選舉和寬松政策，為我國提供了相對有利的外部環境。在金融市場不發生極端調整的情況下，我國應充分利用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維持經濟增長的努力，堅持結果中性的貨幣政策，在可承受的經濟增長環境中，將重點轉向國內的改革和結構調整。一旦歐元區出現極端情形，應迅速放松貨幣，及時對沖國際動蕩可能帶來的被動緊縮。
7、堅持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方式，加快推進各項改革。
全球均處于缺乏新增長動力的長周期底部，但我國原有的增長動力——城鎮化、工業化乃至全球化仍有空間，收入提高帶來的消費市場也處于啟動前期。結構調整越充分，轉方式越徹底，應對歐元區可能的極端風險就越主動，政策空間也越大。
8、建立危機應對預案，提高社會的風險承受能力。
目前不能排除極端情形出現可，但仍是小概率事件。為此，我國可充分借鑒IMF等危機處理經驗，建立我國多部委合作的危機處理預案。但關鍵是提高社會的風險承受能力，可考慮以一定財政資金，甚至以一定外匯儲備聘請外國專家，培訓失業人員，提高勞動力素質，健全和公平社會救助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