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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代表團在倫敦奧運會獲38枚金牌，名列第二，應該說是很驕人的成績。但也許是有了上屆51枚金牌和第一名的地位，國人總還是揮不去一絲遺憾。
其實，從歷史角度看，自1984年新中國第一次派隊參加夏季奧運會至今僅僅28年，就已穩坐世界前二，這已非常了不起了。而如果從首次坐上第二寶座的2004年雅典奧運會算起，中國進入奧運會“超級大國”之列僅用了20年。再換種算法，如把奧運會獎牌榜前三叫做世界體育強國，我們只用了16年（2000年悉尼奧運會就已實現了）。如此神奇的速度，不能不讓人聯想起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經濟。
1979年，我們的GDP是4000多億，僅過了6年，這個數據就翻了兩番還多，達到9000多億；到了1988年，GDP就翻了三番還多(15000多億)。而到了2010年，中國（大陸）的GDP已達到驚人的40000多億，穩居世界第二。翻開人類近代史，能與如此成就相媲美的，也許真只有中國的體育了。這也許就是為什么人們總喜歡把這兩者放在一起比較的原因吧。
不過，人們對于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似乎自始至終都比較理性，因為我們知道與真正的經濟強國還有很大差距，粗放式經濟增長本身負面的東西很多，甚至可能危及經濟的健康發展，所以一直在呼吁轉變增長方式、調整產業結構。
同樣的反思也出現在體育界，就在悉尼奧運會我們第一次名列三甲時，就有人提出金牌背后的一系列問題，比如在田徑與游泳這兩個最主要的運動基礎類項目上我們還相當落后，在集體項目上除了女排在此前洛杉磯奧運會表現優異后就再無建樹等等。這些問題反映的不是單純的金牌分布問題，更重要的是反映出我們在體育基礎和民眾平均體質與真正的體育強國還有很大差距。
盡管比經濟界的理性慢了半拍，但體育界的反思還是很準確的。由于田徑與游泳的落后（據專業人士講這兩個項目分別代表有氧和無氧運動，是運動的最基礎），使得中國的體育人才選拔不是依靠厚重的基礎，而是依靠人數優勢上的天才數量。這一點在我們的優勢項目上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乒乓球、羽毛球、體操、跳水，這些項目本身就更容易眷顧天才運動員，國外運動員在這些項目上取得成績的也大多如此。因此，中國的體育可以稱得上是名副其實的“天才體育”。
然而天才體育有著先天不足，當天才輩出時，成績就好，反之則反之。比如國人引以為傲的黃金一代中國女排，豪取世界大賽“五連冠”。但當這批運動員退役后，女排這個項目低落了差不多二十年；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中國游泳因“五朵金花”的出現幾乎橫掃女子項目，這之后中國游泳幾乎銷聲匿跡，直到這次倫敦奧運我們又有了孫揚，有了葉詩文，才重現往昔風光。
好在中國是人口大國，即便天才與普通人的比例不變，天才的絕對數量仍比別人多，于是就有了中國體育現在的世界地位。中國經濟與中國體育在這方面本不具有可比性，但靠著市場經濟起步晚，市場資源和經濟資源的相對剩余，中國經濟在前三十年單靠“吃”市場紅利就足以支撐快速增長，不妨把這樣的經濟叫做“資源經濟”（主要是市場資源豐富）。
就像天才體育不能等同于體育強國一樣，資源經濟也不能等同于經濟強國。體育界關于前者的認識雖然很早，但真正引發變革的還是北京奧運會后，但真到了金牌數回落時，我們的心理還是失落的，這可以從此次中國代表團迫不及待地將中國隊此次在倫敦奧運會的成績界定為“境外參賽最佳”中管窺一斑。中國經濟界對后者的反思更早，并一直不斷呼吁放緩速度、轉變方式、調整結構，可真到了經濟減速時，市場的情緒同樣準備不足，今年以來股市的低迷就充分反映出這一點。
如此看來，我們該回過頭來再反思一下當初的“反思”，對于像中國這樣的體育環境：人種體質在某些項目上的天然短板（比如身高）、民眾對體育成績的特殊情感（民族自尊心的體現）以及舉國體制。也許“天才體育”就是眼下最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經濟也是一樣，因為市場資源豐富，剩余勞動力給社會生活帶來的壓力，價值理念和效率體系尚未成熟，這個時期稍微粗放一些，稍微低效率一些并非不是一種選擇。如今，當全民因為經濟增速減緩而患上不適癥時，緩解此癥的辦法恐怕還得借助以前的方法（比如放寬貨幣政策，重新鼓勵投資拉動等），然后再采取漸進的方式來逐步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
說到底，我們還沒有一套屬于自己的中國經濟理論，發展市場經濟是要借鑒西方的理論，但不可不考慮中國的某些特殊性，只有把這些特殊性結合到經典理論中，才能少走彎路，少走錯路。就像中國體育短期內依然需要走天才體育的道路一樣，中國經濟短期內恐怕也擺脫不了資源經濟的基本模式。這不是宿命，而是實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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