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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進以消費為主導的轉型與改革
2012-08-15   作者:遲福林(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來源: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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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二季度我國經濟增長率下降到7.6%,創2009年二季度以來新低。而更多數據顯示,當前我國經濟轉型正處在歷史拐點。如何解決好短期與中長期矛盾,關鍵要把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著力推進走向以消費主導的轉型與改革。

  穩增長:重在經濟轉型還是政策刺激?

  穩增長不是保增長。穩增長重在統籌當前與長遠,尋求可持續發展之路。問題在于,面對經濟增速下降,經濟政策的重心是以短期的經濟刺激為主,還是以中長期的經濟轉型為主;是短期的穩增長還是中長期的穩增長?應當說,未來幾年我國的經濟增長正處在全面性的歷史拐點。這就需要以轉型與改革推動國內發展方式轉變,釋放中長期經濟增長空間。
  1.經濟下行的本質: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
  對當前經濟下行主要有兩種看法:一種看法認為,經濟下行是結構性矛盾和周期性波動的疊加的結果;一種看法認為,經濟下行是經濟增長由高速向中速轉換階段不可避免的現象。在我看來,當前我國的經濟下行有國際國內經濟周期性的因素,但其本質是結構性下滑,是結構性矛盾長期積累的反映,是投資出口主導型的增長方式確實面臨著不可持續的突出矛盾和問題。
  第一,投資消費嚴重失衡。例如:目前市場鋼鐵的需求量只有6億噸左右,但現在我國的生產能力將近9億噸,今年第一季度鋼鐵全行業虧損,但一些新的鋼鐵項目仍在上馬。第二,投資的邊際產出效應明顯下降。比如固定資產投資,每一元的投資產出效應,1997年為3.17元,到2010年下降到1.44元。第三,結構調整進程緩慢。盡管我們一再講調整結構,但2000年我國的服務業比重為40%,到2012年服務業僅增加了3個百分點,為43%。服務業43%的比例,與城市化率一年大約提高1個百分點左右的進程不相適應。
  2. 政策刺激的效應:難以達到目標。
  長期的結構性問題很難通過短期的政策刺激效應得到有效解決。對于當前的經濟下行,許多人寄希望于第二輪4萬億投資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保增長。但從財政政策看,原來4萬億投資所產生的刺激效應只維持了兩三年,而且造成投資過剩的負面效應逐漸凸顯。從貨幣政策看,目前應當說變化的頻率比較快,但同以往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相比,其作用并不明顯,可操作的空間也不大。就是說,經濟增長處在“轉變”的背景下,難以通過短期宏觀政策調整實現中長期持續增長的目標。為此,需要把適度的政策刺激與有利的經濟轉型相結合,并且把重心放在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上。當前,繼續堅持政策刺激為主不僅無助于解決中長期結構性的矛盾,搞不好,還會使矛盾進一步積累和加劇。
  3. 經濟轉型的臨界點:歷史拐點、關鍵時刻。
  當前的經濟下行意味著我國無論是增長還是轉型,都到了關鍵的臨界點。
  第一,高增長、低通脹開始成為歷史。由于結構性的問題,比如要素成本的上升,低成本擴張的模式已經走到盡頭。增長的目標未來能在8%左右已經是比較理想的。即使達到7-8%,不加快轉型,也是難以得到保障的。
  第二,我國經濟運行正處于投資出口主導向消費主導轉變的歷史拐點。我國從生存型階段進入發展型階段,需求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與人的自身發展相關的教育、醫療、旅游等成為多數家庭消費支出的主要部分,發展型消費比重在逐步提高。在這個特定階段,消費將逐步取代投資成為經濟持續增長的內生動力。
  第三,市場環境的深刻變化留給經濟轉型的時間、空間十分有限。從國際環境看,歐美市場的萎縮是一個中長期的趨勢,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從國內市場看,投資拉動動力減弱的同時,消費一時難以取代投資成為新的增長動力。在這種情況下,加快經濟轉型至關重要。“十二五”期間如果不能初步實現從投資出口主導向消費主導的轉變,“十三五”不能實現基本轉變,不但經濟下行的風險無法得到有效的克服,由經濟下行所引發的社會矛盾和問題都會急劇放大,處理不好,可能會出現某些災難性的后果。

  消費需求釋放:能否支撐未來10年8%左右的增長?

  我國未來10年的增長前景,取決于走向消費主導經濟轉型的實際進程。如果轉型與改革安排得當,我國城鄉居民巨大的消費需求潛力有望得到全面釋放。在歐債危機背景下,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仍處于上升的通道,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們擁有巨大的消費需求潛力這個突出的優勢。為此,盡快建立與消費主導相適應的體制機制,啟動國內消費大市場,有可能保障未來10年8%的增長。
  1. 未來10年消費率有相當大的提升空間。
  第一,與歷史相比,消費率還有15-20個百分點的提升空間。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的最終消費率為62%左右,居民消費率50%左右;現在,最終消費率只有47.4%,居民消費率只有33.8%,降到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點。第二,與同等發展水平國家、尤其是金磚國家相比,消費率相差近20個百分點。第三,與發達國家相比,消費率相差30個百分點左右。
  2. 未來10年消費需求將呈現快速增長的趨勢。
  一個近14億的人口大國由生存型階段邁向發展型新階段,是史無前例的大事。未來10年中國經濟將迎來消費的黃金時期,按照年均實際消費需求增長10%左右,我國的潛在居民消費需求將由2011年的16萬億,有可能到2020年達到45-50萬億左右。中國在不遠的將來會從世界工廠變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對世界的經濟增長和世界經濟的再平衡作出巨大貢獻。
  3. 我國拉動消費需求的主要條件何在?
  我國進入發展型新階段,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更為突出了。我國拉動消費需求的客觀基礎已經具備:
  第一,城鎮化的發展有巨大的空間。城鎮化是支撐消費釋放的最大潛力所在。我國的城鎮化從2001年的37.66% 提高到2011年的51.37%,年均提高1.37個百分點。預計城鎮化率在未來5-10年至少還有10-15個百分點的空間。 到2020年,中國的城鎮化率有望達到62-63%。
  第二,服務業的發展有巨大的空間。2010年,我國服務業比重只有43%,遠低于世界70%的平均水平。未來10年,政策調整與體制改革到位,服務業有可能提高10-15個百分點左右。比如,2011年我國居民休閑消費規模超過2.8萬億,等于全社會零售商品總額的15.3%。社會的需求結構變化必然帶動服務業的發展。
  第三,改善城鄉居民消費預期有很大的空間。實現了消費主導的國家,大都有比較好的社會福利制度安排。安全而有保障的社會福利可使人們放心實行當期消費,既能增加消費傾向,又能提高消費能力。我國如果能夠實現到2020年基本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政策目標,將明顯改善居民消費預期,提高消費率。與此同時,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如果能夠盡快出臺,將十分有助于提高老百姓的消費水平和能力。
  4. 消費需求能夠支撐未來10年8%左右的增長。
  依據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測算:如果潛在的居民消費釋放程度達到80%以上,能支持未來10年8-9%的經濟增長;如果潛在的居民消費釋放程度達到70%左右,能支持未來7-8%的經濟增長。收入分配改革、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鎮化如果有大的突破,年均增長速度達到7.5-8.2%的現實基礎是存在的。問題在于,從政府的工作層面應當切實作為重點。正如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是我國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的根本立足點,也是今年工作的重點。

  擴大消費需求:能否有效地促進投資增長?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尤其是在西部,投資需求還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點。溫總理一再強調,穩定投資是擴內需穩增長的關鍵,F在的問題是:最需要穩什么投資?投資如何才能穩住?如果投資仍然以“鐵公基”為主,難以對中長期的增長和轉型產生明顯的拉動作用。
  1. 以消費拉動投資。
  第一,從短期看,消費增長是一個慢變量,投資對穩增長是至關重要的。第二,從中長期看,投資要有效地轉化為消費,才能形成內在的增長動力。由此,使其不至于在保短期增長的同時,給中長期的經濟增長制造更多障礙,積累更多的結構性矛盾。第三,實現擴大消費與增加投資的動態平衡,使投資的增長能夠反映社會需求結構變化的基本方向和客觀趨勢。
  2. 盡快改變投資結構。
  第一,改變以重化工業和基礎設施為重點的投資結構。以政府為主導的投資模式,尤其是避免政府主導的投資扭曲市場供求關系。
  第二,加大公益性項目的投資。比如,未來10年,估計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需要大概20萬億元的投資規模。未來5年,切實完成3600萬套保障性住房需要約4.68萬億元的投資;未來5年,按照一般的要求,環境治理需要至少5.4萬億元的投資。
  第三,加大消費供給能力的投資。例如,未來5年,我國文化產業增加值要由2.75%上升至5%是有條件的,預計需要4萬億元的投資。美國的文化增加值占它的GDP總量高達20%左右,韓國、日本是15%左右。從現實看,我國文化消費的供給結構和供給能力與城鄉居民的消費需求是不相適應的。
  第四,加大城鎮化建設的投資。例如,我國每增加一個市民,需要新增綜合投資10萬元。城鎮化率每年提高1-1.5個百分點,需新增1500-2000萬人,年綜合投資在1.5-2萬億元左右。從人口的城鎮化來看,對拉動城鎮化的投資需求很大。
  3. 關鍵在于優化投資來源。
  第一,投資需求增長會給社會資本帶來巨大的投資空間。優化投資來源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以政府投資帶動社會資本的投入。初步估計,新增投資的70%左右需要社會資本投入,未來的發展需求給社會資本投入提供了巨大空間。
  第二,支持鼓勵社會資本進入公益性領域和壟斷行業。促進民間資本進入金融、能源、交通和社會事業等領域,這不僅能緩解經濟發展的困難,而且還能夠提高投資效率,改善經濟結構。
  第三,民營經濟發展:從打破“政策玻璃門”到打破“利益玻璃門”!靶36條”的出臺表明,當前民營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既有“政策玻璃門”的阻礙,更有“利益玻璃門”的阻力。壟斷行業的行業利益相當普遍,這種局面不打破,有了好的政策也很難使社會資本進入壟斷性行業。

   推進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是否需要改變國有資本配置的格局?

  今天在加快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中,國有資本如何發揮有效作用,有賴于國有資本配置格局的改變。
  1. 以公益性為目標推進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
  第一,國有資本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社會資本,哪里有盈利就往哪里去。2003年-2008年的5年間,國有資本在房地產領域擴張年均增長33.5%。2009年,129家央企中超過70%以上的企業涉足房地產。到2011年末,央企開發建設的保障性住房僅占總額的13-15%。
  第二,把公益性作為優化國有資本配置的戰略目標,有利于調整經濟結構,有利于推進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把國有資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領域,是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社會需求結構變化升級的客觀要求。在公共產品短缺成為突出矛盾的背景下,國有資本滿足于全社會的需求,對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意義重大。
  第三,把國有資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領域,是把國有資本更多地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和民生保障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
  2. 加快國有資本的公益性回歸。
  適應國家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要求,調整投資結構,使新增國有資本投資主要配置在自然壟斷領域、公共產品領域、以及事關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戰略性領域。第一,國有資本逐步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重點轉移到公共產品領域;第二,把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集中配置在事關中長期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能源、資源和高科技等新興戰略產業,充分發揮國有資本的優勢,支持國有資本參與更高層次的國際競爭,以提升國家競爭力;第三,對確有必要保留在其他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要提高收租分紅比例,并將收租分紅收益主要投入到社會公益領域,使城鄉居民直接受益。如果國有資本的收支分紅比例能夠在未來5年切實提高到25%左右,將會有幾萬億資金,能大大彌補養老資金的缺口。
  3. 加快壟斷行業改革。
  第一,對改革嚴重滯后的鐵路、鹽業等行業,盡快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第二,對電力、電信、石油、民航、郵政等行業,應將自然壟斷和競爭環節切實分開,在自然壟斷環節強調國有資本主導,在競爭性環節對民營經濟放開。第三,對城市公用事業,要盡快健全特許經營制度,形成合理的價格形成機制,積極引導社會資本參與。
  要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需要60-70%的投資來自社會資本,只有社會資本的投資成為主要部分,才有可能使投資適應于消費主導的轉型,使投資繼續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基礎。

  走向消費主導:關鍵在于盡快破題收入分配改革

  目前正處在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社會各方面對收入分配改革寄予很大希望。從總的來看,收入分配改革牽動影響消費主導的經濟社會轉型全局,如果往后拖對經濟轉型將十分不利。
  1. 收入分配改革牽動影響經濟社會轉型全局。
  未來20年里我國保持8%的增長速度能否實現,關鍵在于能否實現收入分配改革的新突破。第一,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導致社會總需求不足,對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不利;第二,國家、企業、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格局沒有好轉,導致經濟運行中,投資與消費失衡的矛盾更加突出;第三,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導致社會矛盾和社會風險因素的增大。如果能理順收入分配關系,加快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會在相當程度上緩解社會矛盾,化解社會風險因素。
  2. 以民富優先破題收入分配改革。
  客觀地說,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存在著某些國富優先的突出特征。
  第一,GDP增長速度快于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十一五”期間我國GDP年均增長11.2%,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7%,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8.9%。第二,國家財政收入增長成倍快于城鄉居民的收入增長。2000年-2010年我國財政增長平均在24%左右,高于同期城鄉居民收入增長3倍左右。第三,國有資本擴張速度快于GDP增長。破題收入分配改革,應當加大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力度,明顯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加快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盡快讓農民工成為歷史;加快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切實改善民生。
  3. 著力擴大中產階層的比重。
  第一,中產階層是擴大消費的社會主體。中產階層具有穩定的職業和中上水平收入,而且收入穩定。有研究指出,占人口不到25%的中等收入者,其消費約占社會消費總量的50%。
  第二,我國中產階層發展有很大的空間。有學術機構測算,若以收入等組合標準來測算,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約為2.4億人,約占23%。未來10年我國要基本實現消費主導的目標,中產階層比重至少應當在40%左右。
  第三,推進有利于中產階層發展的結構性改革。我國納稅的主體是需要盡快成長的中等收入群體,需要在結構性減稅上破題;建立健全居民財產權保護制度,使中等收入群體對政策具有穩定的預期和現實的保障;進一步完善就業和創業體系。
  4. 以公開透明為重點建立收入分配的基礎制度。
  公開透明是理順收入分配最基礎的制度。如果公開透明做好了,從“三公”經費公開開始,很多事情都能尋求較好的解決辦法。
  第一,盡快建立居民收入登記制度與完善的納稅申報制度。這是杜絕灰色收入,健全收入分配體系的前提。
  第二,逐步全面推進官員財產公開。財產公開不是一個技術問題,是一個決心和判斷問題。推進財產公開對我國的收入分配、解決腐敗問題是一個重大的基礎性建設,對于理順收入分配關系是一個決定性的措施。
  第三,全面實現財政預決算公開透明。以加快“三公”經費公開透明為重點,管好政府的“錢袋子”,對降低行政費用、調節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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