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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部門的擴張加劇了其與土地和糧食問題之間的矛盾。在過去的十余年間，隨著城市化率由30%提高到目前的約50%，全國耕地數量減少了大約一億畝，即逼近了目前的18億畝。這引起了一些人的恐懼。他們既要為城市的擴張尋找足夠的土地，又要保證糧食安全。基于種種“聰明的”計算，一項重要的政策出臺了，這就是所謂的“堅守18億畝紅線”的計劃：城市面積擴大多少，村莊面積就要減少多少，于是，耕地保有量今后將維持不變。換言之，在今后邁向發達國家的進程中，也即在城市化率由50%（再提高20個百分點）進一步達到70%的過程中，前期耕地減少的勢頭將突然打住，城市將不再增加占用任何耕地。這是官方的計劃，它也得到了許多人稀里糊涂的支持。
這可真是一個美妙的設計，一個宏偉的藍圖，一個如意的算盤！請注意，這項計劃的要旨在于反對諸如“先降低到17億畝，再恢復到18億畝”這樣的迂回過程，而是要求直接釘在18億畝不動。這項計劃不是在村莊業已遭到大量廢棄的時候提出來的，而是在目前城市化快速展開、土地需求迫切、同時鄉村仍然充滿活力的時候緊急宣布的。
這項計劃顯然基于這樣一個前提，即18億畝耕地即可解決我國人民的吃飯問題，所以，這是值得堅守的。不幸的是，這種靜態觀點已經被經濟數據無情地嘲笑了：2011年，我國糧食產量（在耕地面積持續減少的情況下）實現連續第八年增產；然而，當年凈進口糧食卻超過了總消費量的10%。由于食品結構持續改善，飼料用量大幅度增加，我國人均糧食年消費量現在已經接近500公斤。考慮到美國糧食消費量約為每人每年1000公斤，以此標準來衡量，則當我國成為發達國家之時，人均糧食消費量相對于目前還要翻一番。請問，18億畝耕地能夠滿足這個要求嗎？假如不能的話，堅守18億畝又意義何在呢？
城市的擴張與村莊的縮減是需要一個歷史過程的，是不可能嚴格同步展開的。農民進了城，鄉下的房子要留一留，這里面有廣泛的經濟、社會和心理原因，任何長官意志都不能取消這個過程。從時間進程來看，城市化必然首先引起耕地的凈減少；只有城市化達到了一定的高度，村莊才會走向衰落，土地的復墾才容易進行。在這個過程中，要敢于放開向城市供應土地，以便支持城市的發展；要敢于忍受耕地的減少，同時也要敢于吃外國的糧食。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當城市化接近尾聲之時，我國人口數量也下降了，而且絕大部分都集中到了城市；這時，土地的整理和復墾必定會更為容易，只要有需要，糧食的自給率也就可以輕松地得以提高。這是一個自然的發展過程，我們沒有必要人為地去阻斷它。
下一階段的城市化還需要再占用多少耕地呢？根據前期的經驗，大數目仍然可以看做1億畝；也就是說，所謂的“耕地紅線”，其實可以再倒退1億畝。如今，圍繞土地供應問題所形成的社會矛盾是如此尖銳，大家爭來爭去，所涉及的其實不過是土地總量5%（1/18）的問題；就算再加一倍，也不過10%。我們放棄10%的耕地，口糧的不足部分用進口來代替，換來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完成，這個代價值不值呢？答案一看便知。即使舉行全民公決，想必也不會得出否定的結果。
有人說，我國人口多，如果依賴國際市場，國際市場也會吃不消。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同樣是一種靜態的、機械的、甚至迂腐的論調。眾所周知，在許多國家，現今都有大量閑置的土地；只要有適當的利潤，這些土地就都可以投入農業生產。無論是向當地采購農作物，還是進行農業投資，那里的政府都很歡迎。據筆者所知，國內一些眼光長遠的民營企業，早已經在著手這方面的生意。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任何生產都要立足于全球范圍內的分工。農業也是這樣。我們為什么要放棄利用外國的土地資源，放棄現成的商機，而關起門來自作自受呢？國際農產品市場的未來規模和狀況，并非我們今天可以想象；不能局限于老黃歷，就斷言國際市場不能容納我們。況且，我們還可以積極地參與和干預這一進程。糧食貿易量的增長必定只能是一個逐步的、緩慢的過程，因此也就不可能存在什么“沖擊”。
糧食生產的國際分工是經濟規律的必然要求，誰硬要違背它，必然會受到懲罰，付出代價。以日本為例。由于人稠地狹，日本的糧食自給率長期維持在40%左右，它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日本人寧愿住在低層建筑中，也不愿追求糧食的自給自足，這說明他們認為，居住條件比糧食自給更為重要。在我國，如果硬要保留這5%～10%的耕地，就必然引起城市房價畸高，社會矛盾激化，群眾利益受損。要想避免這個結果，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勉強保住了那些耕地，糧食如今也無法自給，糧食進口的持續增長將成為一個不可避免的長期趨勢，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事實。這不取決于任何人如何“認為”，是否“應該”，或者是否“喜歡”。
農產品價格這些年所經歷的上漲，體現了國際投資者對于中國、印度等人口大國必將擴大食物進口這一趨勢的預判，因此，這是一種預先的準備和調整；它對于鼓勵世界范圍內的糧食生產，是有重大積極意義的。所以，一看見食品漲價，有些人就著急發慌，政府部門就想壓制它，這是十分不明智的。為我國人民的長遠利益計，我們應當十分歡迎食品價格的上漲，以便向各國種植和養殖業者發出清晰的信號，使他們著手謀劃長遠的生產擴張計劃。只要有利于輸出國農民和食品業者的事情，那里的政府也就會積極支持；即使有某些政客想要阻攔，終究也是會失敗的。
在我們的官方哲學中，總是把“自給自足”作為食物安全的一個標志，這實際上是我國自古以來“重農輕商”的經濟政策的一個延續。這個政策只著眼于維持最低生活水準，實際上它是反發展的，并且歷來就是失敗的。它體現的是一種短視，一種狹隘，一種幻覺。這不是一種精明，而是一種愚蠢。為了維持自給自足，難道就要廣大人民放棄吃肉喝奶的權利嗎？城市人民已經住在“鴿子籠”中，現在又要把廣大農民也趕進“鴿子籠”，有人甚至計劃在村鎮地區也修建高層住宅，這簡直是發瘋。難道住別墅僅僅只能是富人的權利嗎？如果任憑這種僅僅在表面上“重視”農業的政策繼續執行下去，真不知道全社會還將要為此付出何等巨大的代價！屆時，國家的經濟安全也就真的大成問題了。
市場經濟已經把世界各國的安全問題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如今已經誰也離不開誰了；所以，我們沒有必要恐懼。作為全球主要貿易國家之一，我們卻試圖把糧食排除在貿易項目之外，這是荒唐的，是畸形的。不要忘記，當我們閉關鎖國時，曾經餓死過數千萬人口。反之，把自己融入國際分工體系，則既帶來了繁榮，也帶來了安全。這并不是說在較低的糧食自給率之下，國家就不需要建立諸如糧食儲備制度等安全體系，而是說，有關糧食安全的戰略要服從于進出口貿易的大格局；要在對外開放的前提之下再來研究安全對策。這就是鄧小平同志所講的大道理與小道理之間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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