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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總署的最新數據表明，7月出口同比僅增長1%，貿易順差環比銳減20.8%。出口與順差的急劇萎縮，除了顯示“中國制造”外部市場需求微弱，也折射了曾作為中國出口重要推力和創造貿易順差的外資企業撤離的直接影響。數據顯示，今年二季度，我國出現715億美元的資本凈流出。
相關事實進一步佐證了外資出現了一定規模的撤離的判斷。從3月起，繼美國消費品巨頭佳頓、卡特彼勒等世界五百強企業將部分產品從中國代工企業撤走后，福特汽車公司又將1.2萬個工作崗位從中國和墨西哥遷回美國；與此同時，星巴克也把其陶瓷杯制造從中國撤回到美國中西部。而最新的市場新聞是，體育用品巨頭阿迪達斯準備在今年晚些時候關閉在華的唯一自有工廠。
部分外資的撤離，并不意味著整體外商資本不看好中國市場。聯合國貿發組織今年的世界投資前景年度調查報告顯示，在由跨國公司評選的最受歡迎東道國排名中，中國位居第一，顯示中國仍是對FDI（外商直接投資）最具吸引力的經濟體。無獨有偶，據中國美國商會前不久發布的《美國企業在中國2012白皮書》，在該商會會員企業中，今年81%的受訪者稱將立足于中國。同樣，依據英中貿易協會以及中國英國商會共同發布的最新年度調查結果，
83%的受訪英國公司計劃加大今年在華經營投資。另外，中國德國商會最近發布的一項調查報告也表明，77%的受訪德國企業在華市場份額將在隨后幾年日趨擴大。一方面是跨國資本繼續看好在中國的投資與經營，另一方面外資企業在撤離中國，其背后的蹊蹺頗值得玩味。
用水土不服來形容部分外資企業在中國生存經營狀況一點不為過。全球著名的連鎖企業百思買和芭比旗艦店進入中國之后，不僅因為所售商品的價格過高讓消費者望塵莫及，而且門店數量過少也約束了市場輻射力，最終，在沒有找到有效的商業模式之后鎩羽而歸。同樣，
LG空調由于在中國頻現“質量門”事件，加之售后渠道不暢，上半年在中國僅錄得203臺的生產量和0.04%的零售量占比。無奈之下只得悄然退出中國市場。顯然，這些撤離中國市場的外企都是市場洗牌的結果，而由于市場優勝劣汰機制的作用，無論是外資所在行業還是整個中國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都將更加的健全與完善。
應當承認，金融危機之后，發達經濟體對于昔日“去制造業”戰略的檢討和修正確已成了刺激外資企業從中國啟動回程腳步的力量。如在奧巴馬政府力推的“再工業化”和“制造業回歸”戰略的牽引下，卡特彼勒和福特等制造業巨頭率先響應，而據波士頓咨詢公司的分析預測，運輸產品、計算機及電子產品等多個行業的制造業都將回歸美國，涉及產值約占美國從中國進口額的30%。盡管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的生產成本并不比中國低，但其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生態以及極度活躍的金融杠桿力量和較高的勞動產出率卻是中國所無法比擬的。不過，這種回歸式撤離，不足為憂。至少在目前，為迎合國內增加就業的需要，部分外資企業撤離的還只是產業鏈條中的低端環節，其研發中心和采購職能部門依然留在中國，外企這種產業內部資源再配置行為，無疑有利于中國外資整體結構和布局的優化，也切合管理層提升外資質量和層級的戰略思路。
當然，隨著“人口紅利”的漸次結束以及土地等要素資源價格的上漲，相對于越南、印度等亞洲國家，中國的比較成本優勢日漸式微，必然引致部分外資企業將資源配置到具有更大利潤外溢空間的國家和地區。對此，同樣不足為怪。目前，從中國遷移到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外資全都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這類企業的梯度轉移即向用工成本低、稅收優惠和環境標準寬松的地方遷移是必然規律，我們完全沒有必要靠進一步犧牲勞動力、土地資源和環境要素來挽留唯利是圖的國外資本。
值得明確的是，按照產業轉移理論，跨國公司產業轉移一般遵循先制造業后服務業，再研發中心的遞進過程，轉移周期一般在20年左右。可以說，外企進入中國的第一階段已經過去，并已邁入第二階段。對此，中國政府可以鼓勵各類外資以參股、并購等多種方式參與中國企業的兼并重組，鼓勵外資開展股權投資和創業投資；同時鼓勵符合條件的外資企業及其研發機構合作申請中國國家科技開發項目，能力建設項目；鼓勵跨國公司在華設立地區總部、研發中心、采購中心、財務管理中心等功能性機構。在產業供給上，中國政府可為外資投向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和環保產業提供充分的空間和政策優惠。另外，我們還可以通過開放能源、金融和電信等國有化領域，在肢解壟斷的同時為外資創造新的投資市場。如果這些政策到位，中國將進入新一輪外資進入周期，而從中獲取的FDI收益無疑要比引進制造類和勞動密集型外資企業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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