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已啟幕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若能通過適度的轉移支付并強化制度執行力，則不僅能夠實現財富積累有序轉化為民生福利，有利于內需的內生性擴大，有利于提升經濟增長的福利效應，更有利于促使有效經濟增長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常態，進而促成新一輪高質量的經濟增長周期。
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收入分配改革有望成為中國新一輪整體改革的突破口。
根據已披露的相關信息，此輪由發改委牽頭制訂的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列出了收入分配改革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亦明確了改革的短期和中長期目標。其中備受矚目的改革步驟是通過政府減稅，企業讓利，提高勞動者所得，以實現三方之間利益分配結構趨向合理。
處于經濟起飛時期的國家，在追求效率和財富增長過程中出現收入差距拉大是無法避免的。中國曾是世界上收入最平等的國家之一，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施行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發展思路后，也的確具有較強的工具價值。但收入差距持續拉大卻是不爭的事實。數據表明，中國社會貧富差距由改革開放初期的4.5:1擴大到目前的接近13:1；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1998年為2.52:1，而去年擴大到3.13:1，石油、電力、金融等行業收入一般要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十倍以上。1978年，城鎮居民基尼系數為0.16，但到了1990年，農村的基尼系數為0.429，城鎮為0.286，全國為0.445，已接近國際上公認的0.45警戒線。顯然，從財富集中的角度來看，中國已成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這被認為是社會利益共享機制出現嚴重斷裂的信號。
另一方面，在經濟轉軌與制度變遷過程中，某些利益集團以及與其有著千絲萬縷關系的人，利用體制的漏洞而攫取國家和民眾財富的數量，難以統計。盡管胡潤總是可以發掘一些不想見光的億萬富豪，但依然沒有人可以準確地說出，中國這樣一個人均名義GDP不及5000美元的欠發達國家到底有多少富人以及他們的財富總值。
收入差距拉大，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亦是嚴重的社會問題。沒有人相信，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以及社會的和諧穩定，能建立在經濟結構日漸失衡、貧富懸殊不斷擴大的基礎之上。
事實上，中央早在八年前就注意到了收入差距問題的嚴峻，并積極著手解決，國務院《關于2009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的意見》，提到將針對收入分配問題出臺新的改革方案，以控制收入分配差距進一步拉大。如今，全社會熱望的收入分配總體改革方案的即將出臺，顯然十分有利于積壓已久的系統性經濟問題的解決。
筆者認為，在社會熱望經濟增長方式轉型、民生福祉亟待提升的關鍵時期，業已啟幕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若能通過適度的轉移支付與制度執行力的強化，則不僅能實現財富積累有序轉化為民生福利，有利于內需的內生性擴大，有利于提升經濟增長的福利效應，更有利于促使有效經濟增長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常態，新一輪高質量的經濟增長周期也有望在戰略轉型中得以開啟。
中國目前正處于人均GDP在900至11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階段的中低端。這是中國經濟邁向更高階段的新起點，也可能是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臨界點。中國也許能在5年內將經濟規模做大到10萬億美元。但業已出現的部分領域突出問題，使得我們必須格外警惕可能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業特別是少數富人的傾斜和集中，不能改變可供民眾分配的最終財富較少以及民眾消費的產品高度市場化的格局，繼續放任在制造業基礎不很鞏固且金融體系并不健全的情況下，就將經濟發展的著力點放在風險極大的房地產領域，則不僅難以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真正轉型，亦很難承受得起一場大規模的金融危機的沖擊。世人皆知，日本在泡沫經濟破滅之前就已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社保體系，且在1990年資產泡沫破滅后的長達20年中，日本始終保持著貿易順差，豐田、日立、松下等超級企業的出口利潤為日本銀行業消化不良債權提供了來源，為日本經濟走出長期衰退創造了條件。還有，日本高達數萬億美元的海外資產可觀的年收益又大大增強了日本金融體系的修復動力。而當今中國，經濟不僅存在著嚴重的內部失衡，外部失衡亦很嚴重，在這種約束條件下，必須格外小心資產泡沫膨脹之后引致的系統性經濟風險。如若不引起足夠的重視，局部風險的擴散和累積將有可能演變成系統的經濟與金融風險，而民生福利和財富增長的不協調問題已不再局限于經濟領域，如若不能找到有效的對策，很有可能成為激化社會矛盾的定時炸彈。
從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有關思路來看，“提低、擴中、調高”盡管是很好的制度設計，但無論是規范公務員津、補貼制度，還是事業單位實施績效工資制度，以及國有企業工資總額管理，推動工資集體協商和工資支付保障制度建設，落實最低工資制度，都有可能觸及既得利益階層的實際利益。而社會熱望的調整初次分配，破除企業進入市場壁壘，強化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縮減行政開支，加快統籌城鄉改革，實現在城市就業農民工的穩定轉移等等，無一不是系統性和難度極大的改革。迫切需要政府拿出直面自我改革的勇氣，敢于對影響力極大的國企動手術。大家心里都清楚，改革如果拖得越晚，副作用將會越大。我們冀望，政府在加快市場與法治建設的同時，能通過適當的分配制度改革，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實現財富積累由政府向民間尤其是百姓的有序轉移，真正藏富于民，并輔之以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若如此，則中國長期以來被壓抑的消費沖動勢將迸發出來，由此帶來的GDP乘數效應，將遠超目前的投資乘數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