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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欲以總報價151億美元收購尼克森流通中的全部普通股，該出價比尼克森在紐交所此前20個交易日成交加權平均價溢價66%，是尼克森2012年預估EBITDA（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和攤銷前的利潤）的4.5倍，而市場對尼克森的估值僅為其2012年預估EBITDA的3倍。
在近幾年“三桶油”等企業的海外收購中，“溢價收購”不在少數。
由于西方某些冷戰思維的延續，我國的海外收購總被冠以“政治色彩”而變得十分敏感，尤其所謂“掠奪全球資源”，“威脅其他國家安全”的渲染，使我國企業海外收購阻力重重，為誘使對方接受收購，我國企業不斷增加價碼，這極易形成惡性循環，被人牽著鼻子走。
我國企業的海外收購是純粹市場行為，自該嚴格按照市場導向，溢價收購顯然有違價值規律，一味溢價收購反而會產生負面影響。當前全球經濟低迷，一些國家能礦資產價格大幅縮水，他們正渴求資金，經濟形勢決定了國際資本市場處于“買方市場”，我國理應以低價收購處于困境的海外企業，而現實卻是實行溢價收購。這容易給外國人留下反常的感覺，給了“中國威脅論”者以可乘之機。并且使參與海外收購的企業付出額外成本后，還得不到應有的尊重，不少海外機構甚至認為我國資本是“跪著”出去的，與我國引進外資的優惠政策形成強烈反差。
也有人認為“溢價收購”有其合理性。一是覺得當前能礦資產價值被低估，潛在升值空間可觀；二是覺得通過海外收購能掌握更多資源，增加市場影響力，特別是能獲得定價權，有人指出中海油收購尼克森的目的之一就是獲得對“即期布倫特”的定價權；三是溢價是為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買單。
這些理由都經不起推敲。首先，潛在升值空間不會被外資據為己有。發達國家對外資的監控十分嚴格，在簽署合同時只會讓其獲得合理利潤，幾乎不可能有“暴利”。能礦行業存在級差地租，即使以較低價格買到資產，也不可能將價格高漲時的超額利潤全部歸外資。土地的有限性和獨占性會使其所有者無償占有這份超額利潤，這就是價值規律的特殊作用。其次，定價權取決于一國的金融實力。以石油為例，美國能有如此大的影響力，得益于其強大的金融實力，這是近百年不懈努力的結果，并非僅靠幾個收購項目就能形成的。第三，市場對企業的估值已包含了技術和管理水平，溢價顯然是重復支付。
當前確實是我國“走出去”的絕佳機遇期，不可錯過，但應采取積極穩妥的步調。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海外收購潮的經歷，是再好不過的殷鑒。當時日本出現流動性過剩，而日元升值又使以美元計價的資產十分便宜，不少日本企業遂以居高臨下的姿態盲目高價并購。據統計，當時日本在15起規模較大的海外收購中僅成功4起。日本經濟“十年低迷”與這些失敗收購不無關系。海外收購打破了國內國際市場的平衡，影響日本就業和技術發展進程；不計成本的高價并購，雖帶來短暫繁榮，卻加劇了日本的金融泡沫。
海外收購極其復雜，兇險萬分，歐美發達國家間企業并購成功的也不到一半。有數據顯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經營，大體是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持平、三分之一虧損。所以，我國海外收購要走得順當，必須特別注重確保國內產業發展壯大和核心技術自主創新，把擴大內需和改善民生放在經濟發展的首位。參與海外收購的企業，理應充分估計海外收購的難度和復雜性，盡量避免不計成本的盲目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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