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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獲了今年一季度的561億美元資本和金融項目盈余大紅成績單后，不意二季度卻出現715億美元的資本與金融項目逆差。由此，上半年我國產生了203億美元的資本與金融項目逆差，這個結果為1998年以來首次，意味著過去10余年我國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的地位在動搖。
一般而言，組成資本流出的力量主要來源于三個方面：外商投資撤離和外方投資收益匯出、內資企業境外直接投資以及個人對外投資。由于受資本項目管制和企業與個人結售（購）匯數量控制的制度約束，過去20多年外資的流出往往被看成資本流出的最主要陣容，但這種資本流出結構如今已被改寫。國家外匯局發布的數據顯示，在今年上半年跨境支付的資本構成中，74%的資本流出增長源于中方主導權的資金流出；而外方資本流出僅增長15%。這意味著，當前外匯資產的持有正在從央行向國內機構和個人手中轉配，即由“藏匯于國”向“藏匯于民”的方向轉換，這種新取向，契合我國匯率改革的基本目的，是管理層愿意看到的結果。
由于無論是外方投資撤離還是外方投資收益匯出，抑或國內機構和個人對外投資，三者都需以向銀行購匯為前提，因此，資本流出的最終結果，必然是外匯儲備額度的減少。官方外匯儲備的減少，除了蘊含著“藏匯于民”的積極意義外，對平衡中國的國際收支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分析發現，為龐大的人口紅利以及低廉的要素成本優勢所驅動，我國企業在出口貿易中獲得了巨大的經常項目順差，雖然借此創造了豐饒的外匯儲備，但由此也釀成了持續性的進出口非均衡格局，并屢屢招至貿易對象的詬病。在這種情況下，資本項目如出現逆差，無疑可對抵經常項目順差，并從總體上驅動我國國際收支趨向平衡，進而改善和優化中國企業的出口貿易環境。
但實踐證明，平衡一國的國際收支的最好方式，是大量經常順差對應著大量資本逆差或者相反，以此觀察，目前中國的資本逆差無疑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出超風險。今年上半年，中國經常項目順差832億美元，同比下降5%，在經常項目順差縮小的同時，資本項目逆差在擴大，這顯然并非是吉祥的信號。動態地觀察，伴隨著中國要素資源使用成本的上升和比較優勢的日漸式微，經常項目順差可能繼續收斂。在這種趨勢下，如果資本項目逆差持續放大，顯然會深度挫傷中國經濟的增長動能，引致外匯儲備的急劇收縮，最終可能陷入對外貿易逆差的被動席位。
再進一步分析，盡管在上半年資本流出外方主導部分僅占15%，提示外商資本并沒有大規模撤離，但卻不能忽視資本持續出離且規模越來越大的事實。統計表明，從去年四季度至今年二季度，中國累計資本流出1828億美元，月均流出203億美元，大于2008年四季度到2009年一季度的月均流出141億美元的規模。關鍵在于，資本流出對于外商直接投資（FDI）具有“共振效應”，
即在國內成本驅動之下的資本邊際收益率遞減所引起的資本流出，必然削弱FDI的進入動能，從而反過來放大資本流出的規模。據商務部統計，上半年全國非金融領域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和實際使用外資水平同比分別下降13.1%和3%，而且我國吸收外資數量已連續萎縮了8個多月。這種資本流出遞增和FDI流入遞減的“雙煞”力量，顯然構成了中國經濟持續下滑的重要因素，若得不到控制，還將繼續掣肘經濟增長的步伐。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藏匯于民”盡管是管理層改革的重要寄托，但目前這種外匯資產配置在中國并不具有普眾性。胡潤百富榜的最新調查顯示，截至去年底，中國內地千萬富豪達102萬，億萬富豪6.35萬人，同比分別增加6.3%和5.8%。而90%的億萬富豪都在考慮把孩子送到國外上高中，44%左右的富人有移民打算，只有28%的富人表示對未來兩年的中國經濟有信心，比2010年大幅萎縮26個百分點。必須承認，目前國內富豪及其控制的私有經濟實體構成了個人外匯資產的持有主體，假如這種“藏匯于民”的資本流出得不到有效的疏導甚至泛濫，最終結果只能是利及他人，于國于民均毫無裨益。
資本流出拉低貨幣供應量加大央行調控成本，同樣是值得關注的現實問題。一般而言，資本流出意味著央行資產負債表上外匯占款額度減少，同期投放到國內市場的本幣流動性也減少。據央行最新數據，上半年國內新增外匯占款3026億元，不到去年同期增量的15%。當然，在目前經濟下行的情景下，央行可通過逆回購、下調準備金率等來對沖外匯占款減少所引致的流動性不足，但任何一種貨幣工具都會產生不菲的操作成本，進而抑制政策調控的伸展空間。因此，減弱資本流出的負面效應，絕非貨幣政策一役所能奏效，還必須仰仗于減稅等財政舉措以及消除壟斷等市場化改革行為的拓展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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