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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加大的局面，受限于外需市場疲軟與繼續實施嚴厲的樓市調控政策，提振地方經濟增長的任務仍然落在啟動重大項目投資上，但地方投資沖動是把“雙刃劍”。
最近各地重大項目集中開工，今年6-7月，近24個地方城市啟動超百億的投資項目，初步估計總投資規模達到5000億元。與此同時，不少城市開出的下半年經濟建設任務單中，也明確要提出完成千億項目的投資建設。例如，7月25日，長沙市政府對外發布2012年195個重大推介項目，總投資達8292億元。而貴州省近期投資計劃則稱，今年5月至今已收集項目2382個，篩選出投資總額約3萬億元的項目，總額相當于貴州省去年財政收入的數倍。
不可否認，投資在拉動中國經濟增長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出口與消費需求雙雙疲軟的情況下，拉動經濟增長的“馬車”仍需依賴投資驅動。目前，一些中西部省份在承接東部轉移產業的過程中，繼續保持“粗放式”投資規模。分析人士認為，以內陸型經濟為主導的中西部省份，出口和消費能力都比較弱，在進行產業結構升級以前，仍然需要依靠投資。此外，一些投資計劃有明確的投資領域和方向，具有結構優化的跡象。從目前各地的投資取向來看，有一部分涉及產業升級和城鎮化，這對未來中國經濟發展布局將會產生正面影響。
但如果用不好投資這把“雙刃劍”，則有可能傷害正在努力調整的經濟格局。在2009年“4萬億”計劃的刺激下，鋼鐵、水泥等產能過剩的行業出現非理性膨脹，實際已經延緩了經濟結構調整步伐。如果當前仍然擺脫不了站在“供給端”進行經濟刺激的思維慣性，產能過剩的惡性循環仍可能繼續。
另一方面，投資在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越來越有限，投資的邊際效率逐年遞減。據統計，2000年我國經濟增長中每1元固定資產投資可以產生2.74元GDP，到2010年只能產生1.43元GDP，十年時間投入產出率下降近50%。由政府主導投資的基礎設施項目，對于投資回報率并不敏感。同時受限于公共產品定價的非市場機制，許多公用事業項目的投資發生后，無法產生效益。
此外，不斷加碼的投資還會給地方帶來更大的負擔。有統計顯示，過去幾年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已經使地方配套投資高達18萬億元，而債務性支出超出10萬億元，2010年地方政府平均負債率高達60%。今年各個地方政府已經進入償債高峰期，如果這些新投入項目無法實現正收益，地方政府債務壓力將越來越大。
歐債危機及全球經濟下滑并非是導致當前中國經濟增長目標調整的主要因素，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滑的形勢在短期內可能難以恢復，這也意味著投資轉型的時機已經到來。長期以來投資、出口和低附加值的制造業、房地產等拉動經濟的“粗放”模式難以為繼，倒逼地方政府必須轉換思維，將經濟資源投放到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生產領域，同時配合一系列制度性改革以激活市場需求。
也許當前最需要的不是拿出龐大的“投資清單”，而是要進一步健全擴大內需的長效機制，從而促進投資、消費、出口協調發展。在擴大內需中，著力扶持就業、保障性住房、醫改、社會保障等重大民生工程的建設。在保民生的前提下，進一步推進公共事業消費品的價格改革，改善地方政府的負債水平和民間資本的投資環境，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只有這樣，才能確保經濟增長的“引擎”能夠真正驅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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