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面對外部環境變化以及資本市場估值壓力，有關銀行業轉型話題的探討已不少。為實現收入結構多元化，降低對凈利差收入的依賴，各家銀行普遍都加大了對中間業務的投入和考核力度，取得了看似不錯的效果。短短幾年中，各類銀行（特別是上市銀行）的中間業務收入占比大幅提高，為銀行業經營業績的提升做出了相當貢獻。不過，光鮮數據的背后，也存在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一方面，在銀行內部，面對總行嚴苛的考核要求，一線員工多少有些不堪重負。在窮盡各種可能的收費手段后，還不得不玩數字游戲，用息費互轉的方式來達到要求；另一方面，短期內涌出名目繁多的各類收費，讓廣大消費者也難以接受，質疑、反對之聲頗多。為此，有關部門不得不出臺政策加以整肅。如此情形，給商業銀行的業務調整戰略帶來了不小的壓力。
銀行業是否存在最優的業務模式？從世界范圍來看，對這個問題恐怕不會有肯定的答復。在不同的國家，銀行業的收入結構各有不同，相去甚遠；而在同一個國家，不同類型的銀行之間，業務模式也存在很大差異；同一家銀行，在不同的發展時期，其業務重點也可能出現很大的變化。相比而言，國際大銀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較高，普遍都在40%以上，最高的甚至到了75%以上。其中，中間業務收入占比基本都在20%以上，最高的接近55%。反觀中國銀行業，17家上市銀行的平均非息收入占比僅為16.15%，其中中間業務收入占比為13.72%。分類型看，商業銀行業務結構多元化程度與其平均規模呈明顯相關關系。四類銀行中，國有大型銀行的非息收入占比最高。
僅從數據比較，容易推演出一個結論，即中國銀行業非利息收入占比過低，應著力優化業務結構，拓展多元化的收入來源，提升中間業務收入應是轉型戰略的重要內容。而其調整的目標，就是要向國際大銀行看齊。這個邏輯有一定的道理，但有些籠統，既沒有區分國內外銀行業經營環境的差異，也沒有考慮大小銀行的不同，容易產生一些誤導。要得到更有價值的結論，有必要先對決定銀行業務結構的基本因素做些探討。
在我們看來，一家銀行的經營模式，從根本上取決于其所處的外部環境，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內容：一是監管環境。分業和混業是銀行業監管的兩大主流模式。在分業監管環境下，銀行只能從事傳統的銀行業務，而不能進入到非銀行金融服務領域中去，有限的業務范圍，自然會限制其經營模式和收入結構的多元化。從目前看，國際主要的大銀行經由不同的路徑基本都實現了混業經營。這意味著，這些銀行不僅從事傳統的商業銀行業務，也可以向客戶提供與投資銀行、證券以及保險相關的各種業務，這為其收入結構的多元化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撐。
二是競爭環境。在某種意義上講，業務結構的多元化是市場競爭激烈程度的反映。一般說來，如果市場競爭環境較為寬松，通過簡單的經營模式就可以獲得豐厚的利潤，銀行不會有動力去發掘那些潛在的收入來源，進而實現業務結構和收入結構的多元化。從各國的實踐看，資本市場發展帶來的“脫媒”壓力，是促進銀行業務收入結構多元化的重要動力。通常而言，資本市場越發達，銀行的非息收入占比會越高。這一方面是因為資本市場發展會擠壓銀行的存貸款業務空間，迫使其轉向其他服務；另一方面，發達的資本市場也可以為銀行業務轉型提供良好的運作平臺。
三是市場需求環境。銀行的業務和收入結構能否實現多元化，除了要取決于銀行能否提供多樣化和多層次的產品以外，歸根到底，還要取決于銀行的客戶是否有多樣化和多層次的金融服務需求。銀行客戶需求的多樣化程度與一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密切相關。一般說來，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企業客戶大多都處于成長過程中，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可能更多集中于傳統銀行業務方面（主要是融資和結算）；在個人客戶方面，居民的財富積累偏低，對銀行服務的需求也會相對單一。由此推斷，發達國家的銀行業實現收入結構多元化的市場空間，應該大于發展中國家。
總結以上三點影響銀行業務模式的基本因素，對中國銀行業的轉型發展，我們可以形成如下幾點初步的看法。
首先，從趨勢上講，中國銀行業提高非息收入（特別是中間業務收入）占比的轉型方向大體正確，這也是外部環境變化的客觀要求。從監管環境上看，資本充足率監管的強化，客觀上提高了銀行貸款業務的成本。銀行需要在傳統業務以外，尋求更為資本集約的發展模式；從競爭環境看，利率市場化的逐步推進，會不可避免地對銀行產生一定的“脫媒”壓力，要應對競爭，銀行需要進行一定的調整和創新；從市場需求環境看，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企業部門以及居民部門的金融服務需求日益多元化，也為銀行業務拓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
其次，在設定轉型目標時，應充分考慮中國銀行業自身的特點，不能簡單以國際大銀行為范本。盡管優化收入結構的趨勢成立，但在具體發展中，還是應該充分考慮我們與國際銀行業之間的差異。到目前為止，我國仍實施較為嚴格的分業監管制度，銀行不能直接涉足其他非銀行金融領域。盡管近年來，一些大型銀行也組建起了混業經營的平臺，但發展程度較國際大銀行仍有不小差距。此外，中國銀行業所處的競爭環境和市場環境，也相對落后于發達國家。在這種情況下，以國際大銀行的現狀作為參照或估值標準，既不現實也不合理。
第三，不同銀行應充分考慮自身的特點，制定差異化的發展目標。即便是同在中國市場中，不同類型的銀行面臨的外部環境也有很大的不同。大型銀行更容易建立起混業經營的平臺，客戶群體相對高端，需求也會更趨多元化，業務多元化程度自然比較高。對于數量眾多的地方中小銀行，跨行業的混業經營顯然不是可以奢望的目標，而且主要以中小企業為客戶主體，派生出的金融需求相對單一。如此環境下，業務多元化的空間相當有限。有鑒于此，建議不同類型的銀行在確定發展戰略時，應充分考慮自身的實際情況，制定有差異的定位與發展策略。值得強調的是，并非所有銀行都要將非利息收入占比提高到某種程度才算是成功。金融危機以來的經歷告訴我們，許多堅守傳統業務模式的銀行，關鍵時刻的表現并不遜于那些長袖善舞的國際大銀行。
第四，從監管引導上，應探討更為系統的措施，為銀行業的轉型發展創造更好的外部條件。一是在利率市場化以及競爭加劇可能對銀行利潤產生沖擊的情況下，合理對待銀行的業務創新，同時適度放松一些過于傳統的監管指標限制，為銀行拓展非利息收入提供較為良好的外部環境；二是針對大型銀行機構，更為系統地探討綜合化經營的路徑以及相應的監管體系建設；最后，也是最應強調的一點，針對不同類型的銀行（特別是對那些地方中小銀行），進行分類指導和差異化監管，引導不同類型的銀行確立符合自身發展需要的定位和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