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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日前，湖北省武穴市教育局嚴重超編問題引起廣泛關注：該局核定編制54人，實際在崗75人，還有40人“退二線”，基本不用上班，超編一倍左右。該局局長王衛平說：50歲的人退二線，的確是一種資源浪費，“我當時就認為這也是改革的成本”。（《京華時報》7月9日）
豪華編制問題已弄得不少地方政府在機構設置上網的過程中很是為難：不上全了，領導不高興；全上了，群眾又有批評的話柄。那些明知未必合理的設置，是怎樣在一步步具體改革的進程中“合理化”起來的？
武穴教育局局長為公眾提供了一個分析樣本：“我當時就認為這也是改革的成本”。這可能還真不是托詞，也不是反語，它恰恰反映了基層權力者對改革成本的一種習慣性偏見與誤讀。在社會改革已進入深水期時，在“軟柿子”捏完只剩下“硬骨頭”的今天，對“改革成本”的正確共識與頂層設計同等重要。如果沒有對改革成本的廓清，改革的路徑與執行都容易在某種利益怪圈下直接“跑偏”。
首先，是不是所有改革都要支付巨大的社會成本、是不是所有所謂“陣痛”都是改革繞不開的門檻？現在，大凡只要提到改革，就必有人為“成本”與“陣痛”打預防針，可是成功的改革與失敗的改革都會存在成本問題，也都可能歷經陣痛，所不同的，恰恰是為我們忽略的——改革收益。如果繞開收益談成本，所有失敗的改革都可以因為“陣痛”而被美化。比如，武穴教育局的改革：人員流動固然是改革，但財政為此擔負雙倍負擔，這樣的成本有多大意義？這種改革的“收益”就是直接增加了吃空餉的人數，至于培養年輕人云云，幾乎可以不略不計。學者胡鞍鋼早在《我們需要對改革進行反思》中，就提出過“改革成本論”：真正的改革不是為了改革而不計代價去改革，而是順應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尊重個體利益訴求上的集體進步。
其次，是不是所有必要的改革成本都要由部分人承擔，應不應防止善意的改革也會出現成本轉嫁的可能？改革總會觸及部分人利益，當有補償機制來平衡這種暫時性、必要性的損失。從當年的國企改革到金融機構改革，從醫療衛生改革到教育產業化實驗，各種聲音爭鳴不斷也各有各的道理。譬如市場化，確實是個好東西，但最需要走向市場的資源能源產業，遲滯拖沓；最需要公共保障兜底的教科衛等，一直在市場潮頭冒險——失敗了，再贖買，成功了，卻未必想得起當初的“被實驗者”。
其三，是不是所有改革成本，都要以犧牲話語權的形式來滿足形式上的利好大局？武穴教育局超編近乎一倍，這種改革是誰定的政策、經過怎樣的博弈、財政如何“近水樓臺不知月”？……這些都指向其內部改革的透明性與公正性。改革總是要成本的，而成本應該無限接近“零”——這類似于經濟學交易成本理論中的“降低交易成本”，即“保證交易各方交易權利的前提下，以整合契約的方式減少交易成本，而不是用剝奪一些人討價還價權利的方式為另一些人降低費用”。
平心靜氣地討論改革成本，這不是壞事情，何況我們進一步的改革業已成為高層共識。此時此刻，看看哪些成本是尋租的幌子、哪些成本是回避矛盾的萬金油，這有助于增進整個社會的改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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