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我有機會去參觀山東省招遠市的一個黃金博物館，還品嘗了當地的金箔酒。
以我對于酒的有限了解，奧地利的金箔酒比較有名。那是通過特有方法將葡萄酒蒸餾后制成干邑白蘭地，摻入壓碎的23K金箔片。稍稍發黃而透明清爽的酒中，金箔片上下浮沉，第一次見到的人，未必敢喝。
黃金是否可食用，暫且不討論。參觀黃金博物館時，我想得最多的問題是，這個世界為什么對黃金如此迷戀？
無論如何，黃金都不是大宗商品，而是稀有貴金屬。但如今，黃金的現貨與期貨交易規模，其投機性，以及某些標示意義，一點也不比哪種大宗商品遜色。在黃金博物館，就有國內外黃金交易的實時行情電子顯示屏。
其實，相比任何一種大宗商品，黃金的實際用途都不大，卻具有其他商品都沒有的貨幣特性。黃金曾充當過迄今歷時最長的貨幣，即使在純粹紙幣本位的當代，黃金仍是影子貨幣，恐怕沒有哪家中央銀行不儲備黃金。越是金融市場和經濟大幅動蕩與危機時，官方和民間對黃金儲備的需求就越大。
黃金正式退出名義上的貨幣王位，僅僅只有四十多年。此前，或是純粹金本位制度，或是金銀雙本位，或是以黃金為后盾的可兌換本位。無論如何，當今的人們都無法擺脫那金燦燦的余暉。黃金的交易價格，更多是其貨幣性價值的體現。
1971年之前，貨幣的可兌換性，指的是貨幣能否自由兌換成黃金；如今，則是指一種紙幣與其他紙幣能否自由兌換。但早在19世紀初，英國的銀行學派就不怎么看重那時定義的貨幣兌換性，而有一種強烈要求脫離金本位的傾向。
也難怪，隨著工業革命在英國的發起與興盛，市場在全球范圍內快速延展，工業產出量猛增，市場交易的廣度和深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擴展與深化，這其中內生性地決定了信用體系的擴展。信用經濟與市場經濟幾乎是同步的。對于交換媒介和結算工具，市場強烈趨向于信用貨幣，金本位制越來越成為障礙。
從效用價值論最早發現者之一的杰文斯教授，到馬歇爾，再到凱恩斯、熊彼特，以及弗里德曼，這些在近現代經濟學史上熠熠閃光的學者，都反對金本位制。特別是凱恩斯，他的整個理論體系都是建立在可管理的信用本位基礎上的。
當然，也有反對逐步游離金本位的著名經濟學家。費雪在1911年就說過：“不可兌現的紙幣幾乎總是成為使用它的那個國家的一個禍根。”這被稱為有名的“費雪一般性結論”。
總體上看，真實情況接近弗里德曼的觀察：“即使是在19世紀金本位大行其道的所謂好日子里，貨幣制度也遠不是完全自動的商品本位。即使在那個時候，貨幣制度也是一種高度的管理本位。”在這一觀察的基礎上，他于1961年得出最終結論：“對于建立自由社會的貨幣安排來說，自動的商品本位既不是一種可行的解決方案，也不是一種理想的解決方案。”
然而，金本位及金匯兌本位畢竟存在了幾千年，致使一代又一代的人對黃金的貨幣功能，產生了強烈的本能性信任。脫離這種本能性信任，恐怕還需要“時間和習慣”的緩慢轉變。這絕不是四十多年所能完成的。
所以，盡管1971年就從制度上脫離了金匯兌本位，但黃金一直作為影子貨幣衡量著紙幣發行的膨脹程度。黃金的紙幣價格，從1971年的每盎司35美元，一路上升到目前的1500美元左右。自紙幣本位制度實行以來，人們擔心的主要是通脹而非通縮。每當經濟過熱和危機時，無一例外總會出現一波黃金購買熱潮，金價隨之大幅上漲。由此可知，在黃金市場上投資交易，分析著眼點不同于一般商品，供求分析并不重要，而應主要從紙幣通脹趨勢，或者市場流動性狀況來分析。
正因如此，恢復金本位制的呼吁從未停歇過。比如出版過《終結美聯儲》的美國共和黨議員羅恩·保羅，便是在這方面的極端保守主義者。即將到期卸任的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跟這一標簽保持著很大距離。但就是他，2010年11月9日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了《建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一文，主張“新體系也應考慮以黃金作為市場對通脹、通縮及未來貨幣價值預期的國際參考基準。雖然教科書或許把黃金視為一種古老貨幣，但如今市場則把黃金當作一種另類貨幣資產。”不管該文引起的爭論怎么廣泛和激烈，佐利克道出了事實。
盡管不可能再有金幣流通，恢復金本位更難以想象，但這些穿著黃色盔甲的“小神靈”，仍像夏秋夜色中的螢火蟲，不時吸引著人們的目光。對此，同樣強烈反對金本位的弗里德曼，有個形象的概括：“就像老兵逐漸衰老那樣，黃金的作用并沒有完全消失，而只是緩慢的減弱。”
熊彼特在評價18世紀初制造了紙幣和密西西比泡沫的那位約翰·勞時，以十分肯定的語氣寫道：“制造貨幣！信用是貨幣的制造者！”
如果貨幣是制造的，那么信用呢？對此，沃爾特·貝格霍特界定說：“信用是一種動力，它可能自然增長，但無法人為構造。” 這話耐人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