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賬戶開放要與加強金融監管、提高宏觀調控水平相聯系
資本賬戶開放，往往意味著外資的涌入與競爭的加劇。如果國內經濟結構不合理，政策搭配不好，會推動國內金融資產的擴張，但給經濟平穩運行埋下隱患。驅使這種擴張效應進一步強化的是，開放的資本賬戶往往是伴隨著國內金融的自由化。從長期結果看，這兩項改革最終都有助于提高金融效率，促進經濟增長。但是在過程之中，往往需要完善金融監管，有時甚至需要一定程度的貨幣緊縮以應對自由化
（對內、對外）帶來的擴張效應。在當前及未來幾年中，以美元等儲備貨幣為主導的環境中，國際流動性泛濫趨勢難抑，非儲備貨幣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隨意全面開放資本賬戶，往往會給一國帶來巨大的外部融資激勵或壓力，在期限、貨幣錯配的情況下形成大量對外債務累積后的問題。在這方面，東歐國家及90年代初期的部分東南亞國家，已有過慘痛教訓。因此，中國在資本賬戶開放的同時，盡快加強并完善金融監管，是極其有必要的。
資本賬戶全面開放還會導致資本跨境流動的增強，從而使得利率、匯率波動加大。如果此時宏觀決策出現任何的失誤，都會產生巨大的套利空間，引起跨境資金的進一步流動，引起調控成本加大，縮短了給糾正失誤提供的時間。而且，相對于國際巨大的跨境資本，往往會出現以數量、直接控制為主的宏觀工具有效性下降，迫不得已轉向價格、間接（以激勵約束機制為基礎）調控的工具。在此過程中，或政策轉變滯后，或政策轉變力度不夠，或政策間協調不夠，都極易引發金融系統的動蕩。因此，資本賬戶開放一定要結合本國宏觀調控的靈活性，合理把握具體開放中政策措施的力度與時機。
——不同時期對不同類型的資本跨境流動應采取不同的管制思路
對與實體層面直接聯系的資金流出入，如FDI、涉及實體經貿活動中的正常融資和資本結構調整、幣種避險等，只要國內的政策、價格信號等沒有明顯扭曲，微觀主體的激勵約束機制良好，應在一定規模內予以鼓勵。雖然，初期仍需要一定的比例和管道限制，但重點在完善我國要素價格形成機制，公平內外資政策，提高國內微觀主體和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水平和風險管理能力。目前，除發改委和商務部外，外管局巳不對直接投資，特別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匯兌進行實質性外匯審查。當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管理，已主要不是貨幣管制，而是行業和安全管理。為此，一是需要理順我國對外投資的管理體制，簡化審批程序。二是區分股東審核和國家審核。對于國有企業，從股東角度需要加強對重大投資行為的審核，但對于國家層面，除國家安全（包括產業安全外），應順應趨勢，為我國的對外投資行．為提供必要的便利。三是應通過銀行等微觀主體行為，特別是資金流動的管理和監測實現反洗錢等目的，弱化不必要的審批要求。
適當限制帶有投機性的資金流出入。一是在開放前期仍應保持管道管理，限制這類資金的可能流出入規模。二是視需要，可考慮引入托賓稅等增加短期資本流動成本的措施。三是重點監測管理金融機構和具有金融職能的企業的相關指標。四是以某種規定和形式限制國外金融機構參與我國金融市場，如特別賬戶或者以子公司的形式等。不宜過早允許短期資本的自由流動，即使在國內金融市場相對成熟后，保持對短期資本流動的必要管制仍是必要的。
——金融業對內開放要優先于對外開放
從國際經驗看，只有當金融市場開放能有效促進本國金融業有序競爭時，開放才有可能帶來積極效果。如果開放僅僅只是為了引進更多的國際機構和資金，限于本國制度的扭曲，只會在加劇原有不公平的同時，帶來更多的負面影響。
——逐步提高審慎監管要求，側重交易層面的管理，逐步放開匯兌環節的不必要限制
我國主要是通過三個相互交織的層面實現對資本賬戶的管理。一是對跨境資金交易行為本身進行的管制，主要是由國家綜合部門和行業主管部門，如發改委、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商務部等實施。如金融機構對外借款，必須有主管部門授予的借款主體資格和發改委給予的借款指標。二是在匯兌環節對跨境資金交易進行管制，即對資本項目交易相關的跨境資金匯入、匯出以及外匯和人民幣的兌換進行管制，由外管局負責實施，具體操作中則相當一部分授權商業銀行執行。三是外管局對金融機構外匯業務的審慎監管。
《銀行外匯業務管理規定》建立了以風險防范為中心的銀行外匯業務資產負債比例監管體系，外匯資產境外運作、跨境資金流動等監測體系。在《非銀行金融機構外匯業務管理規定》的基礎上，分別證券公司、保險公司、信托投資公司、財務公司、金融租賃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規范其外匯資本金、外匯賬戶、外匯業務操作等。我國未來應逐步提高審慎監管要求，側重交易層面的管理，逐步放開匯兌環節的不必要限制。
——保留與市場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規模控制和動態調整政策的權力
市場是存在中心和外圍的，存在資源配置中心和被資源配置的。現階段我國資本賬戶的開放要保留必要的管理，以實現本土金融市場與國際資金的相對均衡，使市場的發展為我實體經濟發展所用。
當前推進我國資本賬戶開放的重點
資本賬戶開放并不是目的，特別是在當前國際上并沒有與國際資本流動相對應的治理機制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的多次金融危機不斷顯示，根據布雷頓森林體系特征建立的國際機構和治理，并不能很好的管理信用貨幣為本位的浮動匯率體系下跨境資金大規模無序流動。
放開資本賬戶管制的前提，必須是完善現有的資本賬戶管理。對各類資本的各種流出入渠道和規模，做到心中有數，擁有必要的調節和管理的前提下，方能加速推進資本賬戶的進一步開放。事實上，國際社會也不存在沒有任何限制的資本賬戶開放，特別是在交易和審慎管理層面上。只有具備了審慎管理能力和對部分交易環節的有效管理，才有可能逐步放棄管理成本較高的匯兌環節管理。
加強對金融機構的審慎管理，將外匯風險納入整體的審慎監管框架。在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水平不高，公司治理尚未有效運作的情況下，仍有必要直接控制企業的外債規模，防止貨幣錯配和期限錯配過于嚴重。但一旦條件具備，可完全通過金融機構業務經營的貸款審核環節，以保障將企業的外債規模控制在適度水平。可將注冊地在中國的外商投資企業和外資金融機構法人，完全視為國內居民，允許其通過國內人民幣資本市場融資，同時也將其跨境資金流動，尤其是境外債務，比照中資企業管理。
——通過人民幣離岸市場適度加快漸進開放速度
建立人民幣離岸中心，在相對控制離岸中心向我國傳遞風險的同時，放開部分資本賬戶管制，以實現人民幣區域化的部分利益。通過一定的制定規定，允許境內居民的人民幣通過政府開設的一定“通道”流向境外離岸市場，同時允許境外居民所持人民幣也通過上述“通道”流入境內人民幣市場，體現資本賬戶漸進開放的原則，客觀上通過不斷地擴大“通道”，可加快推進資本賬戶的開放速度。
——可適當加大銀行間債券市場的開放力度
我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已在一定范圍內對外開放。如允許符合條件的國際機構（亞洲開發銀行和國際金融公司等）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熊貓債券，允許亞洲債券基金投資中國債券，去年我國又允許三類機構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銀行間債券市場對外開放并沒有給我國的債券市場和宏觀金融帶來不穩定影響。但目前的開放程度偏低，既無法有效促進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建設，也無法滿足境外人民幣回流和投資的基本需求。我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具備吸納一定規模的境外投資者的能力。我國銀行間債券市場規模已大幅增加，2010年托管量超過20萬億元，年交易量也超過180萬億元，其制度建設是實現了前后臺一本賬，統一了交易、登記、托管和結算系統等。
在資本賬戶漸進開放的方向不變情況下，我國應在考慮宏觀效應的前提下，積極引入更多的境外投資者進入我國的銀行間債券市場。但是，一是銀行間債券市場擴大境外投資主體，需要保持必要的管道控制。我國可以引入符合一定資本規模，且內部風險控制、財務指標審慎的金融機構，單個機構在百億級投資規模內，投資我國的銀行間債券市場。在總體規模上，當前應以不超過千億級為限。二是初期應適當限制境外投資者在多個市場同時操作的能力。三是盡快推出托賓稅等政策，增加跨境短期資本流動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