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教授近日著文說，中國在經濟轉型過程中的諸多方面應該向德國模式學習，德國的經驗特別是在房地產領域的做法尤其值得我們借鑒。李教授提到德國對于房地產行業的調控手段是異常嚴格的，確實取得了顯著成效。通過對地產公司和房屋出租市場的嚴格微觀干預，德國近一個世紀以來都沒有炒房之風。
據統計，過去10年，德國房價年均漲幅僅為1%，低于年均通脹的2%，即住房實際價格年均下降1%。1977年到2007年，德國樓價僅上升60%，同期工資則上漲了約三倍。更讓世人矚目的是，德國的實體經濟取得了驕人的成就，經濟增長速度在工業國家之中可謂一枝獨秀，出口持續保持兩位數增長，出口占GDP比重達33.6%，超過了中國的25%。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德國的失業率在歐債危機沖擊之下反而創下了歷史新低，僅5.6%。估計要是有人在德國媒體上高呼“值此全球性危機來臨之時，救了房地產，才能救德國”之類的口號，會被視為精神病患者。
相信讀者和筆者一樣，都會冒出同樣的問題：為何德國的實體經濟增速沒有被房地產行業綁架呢？為何在中國稍有風吹草動，被號稱史上最嚴厲房價調控約束的房價就蠢蠢欲動？中國式的房地產困局到底是否有解呢？
這一次調控，中央政府態度異常鮮明。本周一，《人民日報》高調發表“調控不能功虧一簣”，文章稱，此時此刻，如果放松調控，任由房價反彈，幾年的努力將毀于一旦，百姓的期待將化作泡影，政府的信譽更將大打折扣。堅持調控樓市，堅持穩定房價，是經濟問題、民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來不得半點動搖。在中國特色的語言環境下，將問題上升至政治問題的高度，中央解決房地產行業問題的決心不容置疑。哪怕今年是中國的換屆之年，我們仍可以明確預期，這次房地產調控將是一個長期化的連貫進程。但是我們同時也該明白，有了堅定的政治決心，僅是一個開始。要想解決中國式的房地產困局，更要有系統化配套的政策，精確打擊其中的痼疾。
從經濟學角度分析政策效應，切入點永遠是看起來最簡單的供求關系。這次房地產調控，一方面用行政限購和信貸政策來壓制需求，另一方面則通過建設3600萬套保障房來增加供給。但是直到目前，調控效果仍非常有限。有觀點認為，保障房的建設遠水不解近渴，調控政策不力就在于沒有顯著的增加供給。以許小年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大力呼吁放松“18億畝耕地紅線”，通過增加土地供給，從根本上解決土地價格單邊上漲的預期，以此遏制炒房沖動。也有學者呼吁開放集體所有制土地的流轉，正式為所謂的“小產權房”正名，從根子上解決供給矛盾。但筆者認為，由于我國的國體和國家安全戰略，這兩者恐怕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都無法實現。因為上述建議可能引發糧食安全問題和土地兼并問題，而這在政策制定者看來是可能動搖國本的大問題。所以筆者斷言，從上述角度來解決供給的思路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下是沒有可能的。
目前有效解決供給的辦法，筆者認為只有從存量下手，將閑置的存量住房資源擠入市場。當然這個方法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市場上確實存在大量閑置住房的基礎上。由于缺乏官方的統計數字，對于目前是否存在大量的空置房，社會輿論沸沸揚揚，卻莫衷一是。晚上八點鐘去拍小區黑燈房統計的，有統計電表無讀數的，始終未有定論。但據筆者了解，上海目前房屋租金低于將購買同一房屋所需資金存入銀行所得的利息，起碼這個價格信號表明，以上海為代表的一線城市確實存在空置房，而且這些空置房的數量已影響到了房屋出租市場，這是房價泡沫的又一有力佐證。住房是一種寶貴的社會資源，閑置無異于浪費；而過度惡意閑置，就是一種犯罪。這種情況不僅折射了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極大損害民生，更成為腐敗和洗錢等犯罪行為藏污納垢之所。
因而，運用多種政策手段，加大對存量空置房的持有成本將會極為有效地增加供給。全國住房信息系統的聯網，為信息透明化邁出了第一步。當一切都暴露在陽光之下，細菌病毒也將灰飛煙滅。無可否認，樓市目前的僵局是我國經濟發展特有的歷史軌跡和制度特征造成的，而打破這個僵局，確實如同《人民日報》文章所說，要上升到政治問題的高度來看待。毋庸諱言，擁有存量空置房的人群，具有與其人數不成比例的財富和政治影響力。顯然，政策制定者必須盡力避免這些利益集團的糾葛，才能行之有效地推進下一步調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