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二季度經濟增長率為7.6%，這是2010年以來連續出現6個季度的增速下降。
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連續放緩，引發國內外觀察家的種種關注，其中不乏有人擔憂其潛在的長遠影響。而沉寂一段時間的中國經濟崩潰論、危機論、硬著陸論、滯脹論等種種說法，也開始浮出水面。
這些擔憂有沒有道理？如何正確看待增速放緩？為何會出現增速放緩？未來我國經濟發展趨勢怎樣？本報記者日前采訪了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張曉晶。
避免兩種誤讀
一是認為經濟增速越快越好。忽視過度追求增長速度帶來的盲目擴大投資、擠壓居民消費空間等種種負面問題
二是低增長即低就業、低福利。從國際經驗看，經濟增速下降與就業增長可以并存，前提是經濟結構趨于合理
建立兩個認識
經濟增長下一個臺階符合長周期增長的規律，并非“硬著陸”，更不會導致危機的爆發。要尊重經濟規律，就必須擺脫高增長依賴癥。
客觀認識增長放緩不是無所作為。如果能夠真正推進改革創新，中國經濟將有可能創造出第四個10年的強勁增長
沒有出現嚴重失業問題說明不是“過冷”
記者：在歐洲，近幾年經濟增速能保持在2%的國家，就被稱作經濟明星了。而我國“十二五”規劃將經濟增速定調在7%，今年則將經濟增速定調在7.5%。百分之七點幾的增速對中國來說慢了嗎？
彭文生：簡單地講，判斷經濟增速是過快還是太慢有兩個重要指標，一是通脹率，二是失業率。一般而言，通脹率高的話，說明經濟過熱了；失業率高的話，說明經濟過冷了。我國經濟增速放緩了，但沒有出現嚴重的失業問題，這說明中國經濟到了一個新的比過去略低的增長階段，但現在的增長速度離可持續的水平不遠。
經濟學界的普遍看法是，未來中國經濟不大可能重現過去10年平均增速10%左右的高增長階段，而會進入一個趨勢性放緩的階段。在這個“換擋”過程中，要避免兩種態度：一是不能盲目樂觀，要看到一些經濟發展基本面的變化，也要看到未來我們面臨的是未曾遇到的問題，應有危機意識；二是不必過于消極，更不必恐慌，從長周期來看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會降一擋，但如果能夠加大結構改革的力度，增長的質量將能得到更大的改善空間，這對長期可持續的發展是有利的。
張曉晶：種種擔憂情緒中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產生不合理、不必要擔憂的主要原因，還是沒有正確地看待增長速度。這主要體現為兩種：一是覺得經濟增速越快越好。其實，過度追求增長速度也會帶來負面問題，如為追求速度而盲目擴大投資，擴大居民消費的空間勢必被擠壓，從而影響結構調整和民生改善；二是一看到經濟增速放緩，就與失業增加、生活水平下降聯系在一起，但事實上，增速放緩不等于低就業、低福利。從各國發展經驗看，經濟增速下降與就業增長可以并存，前提是經濟結構趨于合理。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遞增，百分之七點幾的增速不算慢。
目前，對于中國增長會減速已基本形成共識，但何時減速及減到多少，還存在爭議。我們的看法是：經濟增長下一個臺階符合長周期增長的規律，這并非“硬著陸”，更不會導致危機的爆發。我們要尊重經濟規律，必須擺脫兩位數增長的幻想和高增長依賴癥。
下半年GDP增長有望企穩并溫和回升
記者：近期，“唱空”中國經濟的聲音很多，如中國經濟硬著陸論、危機論等。我國三季度經濟數據會不會更低？未來經濟增長趨勢如何？
彭文生：從2010年第四季度以來，GDP季度同比增長率分別為9.8%、9.7%、9.5%、9.1%、8.9%、8.1%、7.6%，連續遞減趨勢較為明顯，這主要是由于外需不振和投資放緩拖累所致。從長周期看，增速放緩主要說明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正逐步處于放緩的開始階段。這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全球化紅利已經逐漸釋放。“入世”后我國貿易開放度（外貿總額/GDP）大幅上升。但受金融危機沖擊，過去幾年貿易開放度回落到50%左右。生產效率的上升需要更多地依賴良好的內部競爭環境，結構改革的急迫性增加。
二是人口紅利減弱，與人口結構變化相關的生產效率提高的空間受到限制。
三是房地產泡沫對實體經濟的擠壓。近幾年，地價、房價過快上漲，推高了地租價格，擠壓了消費，對房地產的過大投資性需求降低了資源的配置效率，減少了對實體經濟的投資，加劇了財富分配的不合理。這些因素對實體經濟的擠壓效應隨著房價的上升而逐漸累積。
對于經濟增速放緩，我們不必過于擔憂，但也不是說視問題不見。現在的問題是增速放緩有點快了，要控制住這個勢頭，否則可能會出現失業問題。當前政策已經加大了逆周期操作的力度，如兩次降息等。我預測今年三季度GDP增長有望企穩，和二季度持平，四季度很可能會有所提升，全年增長有望達到7.8%。2013年，隨著政策的累積影響和內在的周期性動能，經濟增速將可能溫和回升至8%以上。
張曉晶：潛在經濟增長率，是指在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內，即在既定的技術和資源條件下，在實現充分就業和不引發加速通脹的情況下，一國所能達到的可持續的最高經濟增長率。所以，潛在增長率下降并不必然導致失業，只有經濟偏離并嚴重低于潛在增長率才會導致失業。
需要引起重視的是，在我國長期快速增長期間，一些粗放型的做法、一些結構性問題沒有顯現出來，當增速放緩后可能會凸顯。所以，經濟發展方式和現有的經濟結構能否隨著增長環境的變化而適時調整，將成為關鍵性因素。如果能夠真正推進改革創新，注重人力資本積累，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中國經濟將會釋放出巨大的增長潛能，創造出第四個10年甚至更長一段時間的較為強勁的增長。
必須避免寬松貨幣政策刺激房地產行業
記者：國外有人提出，中國政策庫里的東西已使用完畢，經濟長期疲軟難以避免。面對增速放緩，我們政策庫里還有“彈藥”嗎？
彭文生：經濟增長有需求（消費、投資、出口）和供給（生產能力）兩個方面。市場經濟環境下，管理總需求主要是依靠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這兩方面都有相當的空間。
從財政政策看，結構性減稅空間較大。2011年財政收入突破10萬億元。按照財政赤字保持9000億元規模、財政收入增長放緩但不會大幅下降的情形計算，未來有進一步結構性減稅的空間。稅制將體現“有減有增”的差別化結構性調整。減稅的重點可體現在增值稅、營業稅和消費稅等間接稅領域。
從貨幣政策角度看，過去幾個月的一個正面發展是通脹下行的態勢基本確立，為支持增長的政策操作提供了空間。當然，必須避免寬松貨幣政策刺激房地產行業。現在房地產投資需求還很強，價格上漲的預期還很強，這時如果放松房地產調控措施，會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
需要提醒的是，刺激政策不能改變經濟的長期趨勢，經濟長期趨勢主要取決于經濟的供給面而并非刺激政策。宏觀調控的目的是熨平經濟波動，換句話說，經濟過熱了，降點溫；經濟過冷了，添把火，讓經濟波動更小。但是，總需求管理政策不能改變經濟的長期走勢，盲目擴大反而會積累新的矛盾。
從傳統的改革紅利轉向新的改革紅利
記者：未來，要避免過去為高增長所掩蓋的一些結構性弊端顯現，保持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該怎樣做？
彭文生：回顧過去30年間，我國經濟增長軌跡中有三個增長高峰：
一是上世紀80年代初，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農村改革開始。二是上世紀90年代初，鄧小平南方談話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確立。三是21世紀初的中國“入世”。這三個快速增長期說明，改革是推動經濟增長趨勢上行的主要動力。未來，中國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仍然需要更多地依靠體制改革。具體來講，主要從四個方面著手：一是降低行業壟斷，增加市場競爭。二是稅收制度調整。應降低流轉稅比重，增加直接稅，尤其是財產所得稅。三是金融改革。四是進一步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加強社會保障建設等。我們的測算是，如果真的較好地推進改革，經濟增速在未來10年間能保持在7.5%左右。
張曉晶：核心是要真正實現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重點是要實現以下幾個轉變：
一是從人口紅利轉向人力資本紅利。自2000年開始，中國開始出現凈人力資本紅利，直至2030年，人力資本紅利將不斷提高。未來如果著重從提高教育質量入手而不是簡單地從完成教育年限入手，我國人力資本增長還將有更大潛力。
二是從傳統的全球化紅利轉向新的全球化紅利，即通過參與全球治理和全球化規則的制定從全球化中受益。這主要體現在金融監管、貨幣體系改革等規則層面上的中國與國際的互動。
三是從傳統改革紅利轉向新的改革紅利。既要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又要推進政府改革。市場化改革，主要是要素的市場化推進。政府改革則是要做到有所為和有所不為。有所為是指政府要承擔屬于自己的責任，比如，增加社會領域的投資、人力資本的投資，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在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方面發揮基礎性作用，等等。有所不為是指，政府要減少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特別是放松管制、打破壟斷、減少審批，提高經濟效率。
如果較好地實現三個轉變，未來5—10年經濟增長有望保持在8%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