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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以來，央行連續兩次調降存貸款利率，釋放出貨幣政策寬松信號。更引人矚目的是，在6月8日的調息中，央行意外打開了存款利率上浮區間，允許銀行存款利率上浮到基準利率的1.1倍。在許多人看來，此舉正式啟動了存款利率市場化的進程，對中國金融市場以及銀行運行可能產生重要影響。該政策出臺之后，各家銀行大多迅速做出反應，也引起各界的廣泛關注和討論。
總體來說，有關利率市場化的討論由來已多，雖然目前存款上浮的區間已經打開，但未來進展情況，仍然存在很多不確定性。當然，允許存款利率上浮，還是為銀行之間的定價競爭提供了有限空間。在這樣一個環境中，銀行會以怎樣的基準來定價？行業定價是純粹的無序競爭，還是按照某種規則進行有序調整？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從更微觀的角度，去考察利率市場化背后真實的運行機制。
在不同國家，由于法律和市場環境不同，利率市場化的運行機制存在較大的差異。在美國，其金融體系中除了聯邦基金利率外，華爾街日報定期公布的“優惠貸款利率”（WSJ
Prime
Rate）也是美國利率體系中的重要利率，被廣泛應用于各種貸款產品，如抵押再融資、學生貸款、汽車信貸和信用卡業務等�！皟灮葙J款利率”是美國大商業銀行對資信好且與自己關系密切的大客戶提供的貸款利率，對其他客戶的利率則以此為定價基準，視風險大小不同在“優惠貸款利率”之上加上不同風險升水。與Libor利率的波動性相比，“優惠貸款利率”報價水平比較穩定。
“優惠貸款利率”參考了美國資產總額排名前30位的商業銀行報出的優惠貸款利率，如果這30家銀行中有23家（75%）改變優惠貸款利率，那么華爾街日報也會相應更改其發布的優惠貸款利率。從市場運行情況來看，優惠貸款利率與聯邦基金目標利率保持較強的聯動關系。近年經驗數據表明，“WSJ優惠貸款利率”大體等于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加300個基點。
在日本，盡管已經實現利率市場化，其貨幣管理當局仍會對涉及公眾的存、貸款利率施加一定的限制。比如，在存款利率決定中，3年期小額市場利率聯動型定期存款（MMC）利率的確定是以長期國債和名義利率為基準，其余的以可轉讓存單（CD）的加權平均利率為基準，并還有檔次規定。貨幣管理當局明確規定，各金融機構在既定的品種上必須按統一的“市場利率”支付利息。從某種意義上講，日本的利率是“弱干預”限制下的市場化，并不能算是“完全”的市場利率。但考慮到貨幣管理當局干預的利率品種，其制定基礎仍然是市場競爭中形成的利率（如短期優惠貸款及存款利率均是在銀行平均融資利率的基礎上決定的），是對市場利率的認可和一致行動。
在香港、臺灣等地區，銀行的定價則帶有一定的“協調定價”的特征。在銀行公會的協調和指導下，大型銀行在存、貸款定價中發揮著“做市商”作用，其他中小銀行則跟隨調整。當然，大銀行的定價原則和美國相似，多數時候都以“優惠貸款利率”為基礎，按不同客戶的風險狀況進行調整。
從各國的實踐，我們大概有這樣幾個感受：首先，利率市場化并非只有一種運行模式，各國環境不同，具體的運行機制存在很大差異；其次，在所有實現了利率市場化的國家中，銀行定價都呈現出了一定程度的穩定性，并非頻繁劇烈地變動；第三，銀行之間的定價差異也遵循著某種原則，并非完全的惡性競爭，而是體現出了一定的趨同性。這些特征更為微觀和具體地反映出了利率市場化的實際運行狀況。對銀行存貸款利率來說，由于涉及公眾利益且談判成本很高，相對穩定和趨同的行業定價模式，盡管會削弱一些競爭，但本質上未損害客戶利益，并且能夠最大限度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這是兼顧了效率與穩定之后的現實選擇。
對我國來說，要想穩定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不僅在于逐步擴大利率浮動的區間，更重要的是要在這一過程中，逐步培育起符合中國國情的銀行利率定價制度。是采用美國無協調的“優惠貸款利率”制度，還是日本式的“弱干預”制度，或是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以大銀行牽頭的有協調的“優惠貸款利率”制度，還需作進一步探索。當然，以我國的銀行體系結構及監管模式看，以五大國有銀行為主導實施有協調的利率定價，或許是一種可行的選擇，但也存在客觀的障礙。比如，我國地區經濟發展差異巨大，統一協調的定價，是否能反映各地實際的資金供求狀況？大銀行承擔“做市商”職責，是否會對其市場競爭力產生過大損害？在過去的一個月中，大銀行在第一次調息時堅持了基準利率，但在第二次調息時將存款利率上調到了基準利率的1.08倍。這似乎已經反映出大銀行承擔市場穩定職責的代價或許相當高昂。總之，從目前來看，有關利率市場化運行機制的探索已然開始，但還遠未成熟。在該機制得到明確和完善之前，不能期待利率市場化特別是存款利率市場化會有太快的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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