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股市目前該不該停發新股，再次引發爭論。
有一部分投資者認為中國股市應該停發新股、停止擴容，讓市場休養生息、恢復信心。證監會明確表示，停發新股是一種行政管制行為，改革應當盡可能避免采取這類措施，從過往經驗看停發新股也并不能對市場環境有實質性改善。究竟誰對誰錯？該不該停發？
其實，這是一個典型的“二元悖論”。投資者當然希望股市有投資功能，如果市場被嚴重抽血，貧血的股市只能讓投資者買單和輸血，而監管部門也希望告別“父愛主義”的監管理念，行政部門人為控制發行速度實際是對市場規則的踐踏，中國股市IPO“七停七啟”的歷史告訴我們，新股停發后的小修小補對市場環境和制度規則并沒有太大的改善，停止圈錢只是讓投資者獲得了短暫的放心，只是幫助市場蓄積了能量。因此，要客觀看待IPO停發的爭論。
如果中國股市是一個真正市場化的股票市場，企業會選擇對自己更有利的時機來發行，市場自身會調節發行速度，行政叫停新股發行實際就是在行政管制。目前中國股市的新股發行恰恰就是一個偽市場化行為，市場資源配置的功能被高度行政化，全中國只有一個發審委，而且缺乏對這個部門的監督和約束，從而尋租、插隊隨處可見；其次，國企、央企等特權企業經常插隊進入綠色通道融資圈錢，嚴重踐踏市場化規則，不顧市場真正需求而強行供應，是典型的賣方市場特征；其三，新股發行價格長期被主承銷商和機構操控，由于“直投+保薦”的利益驅動，保薦機構一定會做高發行價、抬高上市價，從而他們會千方百計地制造新股發行的“三高”，如果不叫停“直投+保薦”模式，新股發行的“三高”問題會永遠存在。
其四，網下特權配售讓A股市場利益分配出現扭曲，加之網下配售股份3個月鎖定期的取消，利用新股快速獲利成為一些機構牟利的主要渠道；其五，由于新股發行存在巨大價差和各大利益主體在新股發行中盤根錯節的利益關系，加上龐大的“打新專業戶”群體，導致新股發行根本不顧及二級市場的行情變化，在任何行情下都能超額認購和發行成功，這應該是全球市場中的“奇葩”，好在監管部門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剛對專門從事打新的理財產品進行了限制，取消了只打新的一級市場債券型證券投資基金和集合信托計劃資格，但趕走的這部分打新資金僅是“打新專業戶”的冰山一角；其六，發行價與上市價的分離導致一、二級市場割裂，也人為地制造了新股炒作的制度空間，最好的辦法就是直接用發行價開盤、上市，減少新股在一級市場的爆炒，減少一、二級市場的差價空間，讓一、二級市場價格和利益有效銜接，特權配售、打新專業戶等問題也就不存在了，一、二級市場價格割裂矛盾就自然解決了。
顯然，當前中國股市的病癥不是停不停發新股的問題，而是新股發行制度改革不改革的問題，如果新股發行制度不進行徹底改革，在偽市場化的環境里停不停發新股確實不會對市場環境有本質性的改善，無非是蓄積一些資金和炒新股的力量。
不過，在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當下，還不能讓股市破罐子破摔，應該讓資本市場支持實體經濟轉型，讓股票市場資源配置的功能充分發揮出來。但怎么支持？怎么發揮？筆者建議，在目前股市信心不足的情況下不妨先停一停大盤股的發行，尤其在“成本分置”的全流通時代限售股減持壓力太大，若再推大盤股上市融資顯然是雪上加霜，應該將支持這些大型國企、央企的資金用于支持中小板、創業板和新三板，讓資本市場為中國經濟的未來爭取戰略制高點服務，如果上證所一味地去發行大盤股，會將資本配置到傳統型、“夕陽紅”的大企業身上，這不利于支持中小型和創新型企業的發展，這與目前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戰略目標相悖。為了支持實體經濟的結構轉型，融資結構應該適當調整，而上證所可以借此機會來大力發展交易所債券市場，鼓勵大中型企業通過債券融資的方式來解決資金問題，別再把直接融資的壓力全拋給股市和股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