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最主要的原因是土地財政制度，我個人認為現在是下決心改變土地財政的時候了。拖下去不僅會葬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前景，還會動搖國家的根基。政府不能當商人，靠賣土地來賺錢，從農民那里拿土地，然后用高價出讓土地，取得土地出讓金，使政府從執法者變成盈利者。當執法人變成牟利人的時候，這個市場不可能是正常的市場。顯然，要調整結構必須進行制度的重大變革和重新設計。
二季度我國GDP增長7.6%，創下自2009年二季度（7.9%）以來三年新低。二季度的最新宏觀數據出爐，顯示經濟增速繼續下滑。
盡管政府不斷出臺預調微調政策，穩定經濟增長，但經濟下行態勢似乎仍然未改變。那么，經濟下行是短期的，還是預示著中國經濟就此告別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高增長態勢，進入低速發展期？就此，記者采訪了燕京華僑大學校長、經濟學家華生。
華生認為，下跌未必是壞事，有慢有快才有持續性。中國經濟還有持續20至30年快速增長的潛力。與此相呼應，金融市場、期貨市場的大發展也是必然。
經濟波浪式增長更穩定更健康
上海證券報：最新的二季度數據出來了，您對下半年經濟走勢有什么看法？
華生：上半年經濟回落，既是外部經濟影響的反映，也有經濟主動性調整的影響，對此不必大驚小怪。
不要經濟速度高了就批GDP掛帥，速度剛低一點又開始悲觀。我認為下半年經濟會逐步企穩，全年GDP實現預定的7.5%的目標問題不大。
上海證券報：您如何看待今年經濟回落？中國經濟未來將呈現怎樣一種發展態勢？
華生：今年中央明確了穩增長、調結構的目標，我認為這樣更符合科學發展觀。“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預定目標已經從“十一五”的8%降到了7%。高速增長和穩定發展之間，本身就存在一定矛盾。就像在高速公路上開車，速度太高了安全和穩定系數就會降低。中國經濟過去30多年，創造了高速增長的奇跡，但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都有過短暫的經濟滑坡，增長速度甚至跌至5%、6%。因此，所謂持續高速增長并不排除經濟增長速度出現高低波動，波浪式的發展才有持續性，才更加健康和穩定。
中國經濟要想調整結構或者轉型，短時期內在速度上做出一定犧牲，我認為是積極的。經濟出現今天這種波浪式發展的局面，可以理解是為中國經濟更穩定、持續的高速發展提供條件，而且有利于在國際競爭當中爭取更主動的國際環境，不用在乎一年或二年間經濟增長速度出現下滑。
對于中國經濟未來發展態勢，目前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后，人口資源等各方面的壓力越來越大，因此，中國經濟會逐步降低增長速度，從原來的10%左右逐步向7%或8%，甚至5%、6%的速度緩慢回歸；另一種認為中國經濟還可以維系很高的增長速度，而且政府會采用各種各樣的手段來保增長，用一好遮百丑。
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主要得益于四方面的推動：第一靠對外開放，對外開放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但30年以后已經開始衰竭，現在對外開放變成了對手之間的談判和博弈；第二靠市場化改革推進，但改革在過去30年取得了長足進展后，剩下的改革難度大大增加了；第三是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支持，但在最近短短3、5年間，勞動力成本迅速上升，中國人口紅利逐步進入一個從增長到開始下降的拐點；第四是靠地方發展模式。地方政府這些年來不遺余力的招商引資，用廉價土地以及其他優惠條件吸引外部投資，而目前地方政府深陷土地財政陷阱。可見，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原來的四項因素都在衰竭。
在這樣的背景下，2008年秋天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進一步影響了中國經濟的增長格局。為此，中國政府推出了4萬億刺激經濟增長的計劃，以及積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我個人認為2008年推出經濟刺激計劃是必要的。但是任何經濟應對的舉措都不是沒有代價的。一個方面，刺激計劃對社會和經濟全面轉型造成了若干中斷甚至是倒退；另一方面貨幣政策的寬松和地方政府債務的擴張，也帶來了一定的金融隱患。
盡管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那些制度性因素已經發生了一些基本變化，但也并不意味中國經濟今后的高速增長就終結了。
改革關鍵點城市化
城市化將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
上海證券報：請您分析下，未來20至30年中國經濟要高速增長，靠的是什么？
華生：要靠調整結構和經濟轉型。
當前中國經濟最大的失衡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脫節，是城鄉二元經濟體制跟現有發展水平的沖突。中國去年的人均GDP用美元計算已經突破了4000美元，一般來說，在這個階段城市化的水平應該在60%以上，但我們名義上的城市化率現在是50%，其中還包括了1億多農民工。因此，真實的城市化率只是34%，也就是說中國只有差不多三分之一即4.5億人是真正的城市戶籍人口，有三分之一農民工及其家屬，他們多半還沒進城或進城了也沒真正安居，另有三分之一是完全的農村人口。
從日韓等國實現城市化的情況來看，經濟高速增長大致在城市化基本實現后結束，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韓國在上世紀80年代的后期，它們的城市化率大體都到了75%以上，完成了國家的城市化轉型，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
中國人口資源的稟賦和日本、韓國非常相近，經濟增長模式同屬于東亞模式。中國實現自己的現代化轉型，基本上不會脫離這條道路。而日韓現代化轉型中特別成功的地方就是他們在20—30年時間中，把大多數人口從農村搬進了城市，使其成為城市居民，同時保持了經濟的高速增長，而且保持了非常低的收入和貧富差距，他們在城市化完成的時候基尼系數大致在0.3左右，相當于我們改革開放開始時的水平，是相當成功的。
現在人們常常說調結構，但并不清楚調什么結構。其實中國現在最大的結構不合理，就是城鄉二元結構的不合理，面臨最大的轉型就是城市化的轉型，是農民工及其家屬的安居，但這個問題現在并沒有提到目前經濟工作的首位。
前幾年中央曾經提出新農村建設，這肯定是需要的，但是中國在這個階段面臨的主要任務恐怕還不是新農村建設，而是新城市建設，是城市的整體布局和規劃，是大量已經和將要進城人口的安置。對于中國來說，城市化給我們提供的不是幾百億、幾千億的需求，而是幾十萬億甚至百萬億級的需求，是結構轉型帶來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這是推動中國經濟今后20、30年高速發展的主要動力，也是中華民族在復興道路上一個最重要的歷史階段。
土地財政
應下決心消滅土地財政
上海證券報：對于大力推動城市化，您認為我們目前做好準備了嗎？
華生：應當說目前的應對還很不充分。比如，北京市2020年的人口規劃，在2010年已經突破了。城市規劃、環境資源、人口布局等，這些問題并不是市場自身能夠解決的。
我再強調一下，中國不可能像歐美一樣用幾百年時間緩慢地完成城市化過程，中國一定會走日本、韓國的道路，在今后20年、30年當中完成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城市化過程。但我們還基本沒有準備好，要完成這樣的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需要我們對城鄉二元經濟體制、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進行根本的、重大的制度變革，而這些事情至今沒有做好準備。這需要社會各界達成共識，需要領導者有決斷能力，而回避這些問題是目前房地產價格高企的重要原因。
房地產價格過去為什么久調不下？為什么現在一有風吹草動就蠢蠢欲動，主要還是我們沒有把房地產問題放在整個城市化的大框架內統籌規劃，調控的措施過于功利和短期化。城市化最基本的含義，就是農民進城，城市要接納移居人口。城市化首先是人口的城市化，但是我們現在的許多政策，正好以限制外來人口作為基點。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最主要的原因是土地財政制度，我個人認為現在是下決心改變土地財政的時候了。拖下去不僅會葬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前景，還會動搖國家的根基。政府不能當商人，靠賣土地來賺錢，從農民那里拿土地，然后用高價出讓土地，取得土地出讓金，使政府從執法者變成盈利者，這是現在房地產市場所有亂象的根源，當執法人變成牟利人的時候，這個市場不可能是正常的市場。顯然，要調整結構必須進行制度的重大變革和重新設計。
因此，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潛力和基礎是存在的，問題是我們怎么去挖掘和實現。房地產泡沫的破滅是很多國家發展受挫的導火線，對此我們必須高度警惕，有清醒的認識和應對。
收入分配
目前財富分配極端不合理
上海證券報：您最近很多文章都涉及收入分配問題，這屬于改革范疇。您一直致力于中國經濟包括資本市場改革的研究，就目前情況看，改革進入了深水區，我們該如何辦？
華生：很多后進的低收入國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解決了溫飽問題之后，收入和貧富差距急劇擴大，造成了社會的對抗和動蕩，因此陷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
中國目前在這方面的形勢應該說是非常嚴峻，如果收入分配處理不當，不僅影響社會穩定，也影響經濟增長的動力和內需。因此，收入分配改革一定要有大動作。
中國有13億人，我們不是沒有需求，是有效需求不足，財富分配出現兩極化。對于大多數具有普通旺盛需求的人來說，缺乏支付能力，對于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他們只能吃一點米和一點肉，他們的需求集中到奢侈品市場上，使中國以驚人的速度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市場，而且中國很快就會成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場，這是在我們人均收入排名全球100位后發生的。貧富差距擴大到這樣的程度，追逐投資品和奢侈品的熱情已經到這種程度，說明財富分配已經很不平等。這與制度性的安排有極大關系。
城鄉二元體制造成了社會公共服務嚴重向城市中的一小部分人傾斜，而絕大部分人只能分享很小的份額。其中，社會服務非均等化是貧富差距分化的重要原因。另外，土地壟斷性的制度安排，使得土地收益以每年幾萬億元的規模從農村居民向城市居民、向地方政府和開發商轉移。我們管制儲蓄低利息，錢每年以幾千億元的規模從儲戶流向銀行，流向享受銀行貸款的大中企業。如果不扭轉這些重大財富問題不均等，就不能扭轉貧富差距的趨勢。除了上述壟斷，我們還存在資源和市場的壟斷。要改變收入分配的狀況，需要對現有的制度進行根本的梳理和變革。不進行這種變革，我們貧富兩極分化的局面只會進一步發展，這不僅會削弱內部需求的源泉，加劇社會的動蕩和不穩定，而且對中國經濟下一步的成長也會是一個根本性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