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廣播公司率先披露，即將出席倫敦奧運開幕式的美國代表團奧運制服，是由美國的拉爾夫·勞倫公司轉包給中國廠家生產后，事情在短短幾天內便“上綱上線”：先是奧運代表史蒂夫·伊斯哈艾爾和參議員科爾斯滕·吉利布蘭德給美國奧委會主席勞倫斯·普羅布斯特寫信，抗議選擇“中國制造”的制服，繼而伊斯雷爾等一干民主黨議員聯名致函美國奧委會，稱后者“不愛國”，讓美國制造業“喪失10億美元以上收益”，并要求確保今后所有美國隊制服均為“美國制造”；而這場“民族主義”、“愛國秀”的最高潮，則是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民主黨議員哈里·里德在國會山召開新聞發布會，將美國奧委會選擇中國制造奧運制服稱為“應感到羞恥之事”，并揚言“美國奧委會應把所有制服收集成一堆燒掉”，建議赴倫敦參加奧運開幕式的美國運動員索性只穿一件印有“美國”字母標志的襯衫就可以了。
在美國當代政治語匯里，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通常屬于“政治不正確”的范疇，美國政治家也好，傳媒和公眾也罷，推崇的通常是自由市場、門戶開放和“體育無國界”。既然如此，這突然迸發的“民族主義”，究竟是怎么回事？
首先必須看到，由于經濟復蘇緩慢，失業率居高不下，美國社會的確蔓延著對“就業外流”、“貿易不平衡”的怨氣，認為正是這些“可惡的外國貨”搶走了美國人寶貴的飯碗，只有抵制、拒絕，才能確保美國人的利益，重歸“昔日的好時光”，不久前拒絕中國造軍服的美國大兵，此次參與聯署拒絕中國造奧運制服的美國奧運選手，以及眾多揚言“抵制拉爾夫·勞倫產品”的美國網民，其動機大多出于這種樸素的、不假思索的怨氣。
但這并非問題的關鍵。
正如近一年來大多數民調所顯示的，“經濟與就業”是美國選民最為關注的議題，很顯然，在大選年里，選民最關注的，就必然會成為政黨、政客所最熱衷談及的。正如不少美國媒體和分析家所指出的，美國奧運代表團的制服長期以來就不是“美國制造”，如果說此次的制服至少品牌承包商拉爾夫·勞倫好歹是家美國公司，那么2002年鹽湖城冬奧、2004年雅典奧運和2006年都靈冬奧會，奧運制服連品牌承包商都不是本土的（加拿大公司羅茨-加拿大），最終制造商更是連國籍都不知道，之所以以前“視而不見”，此次“耳聰目明”，奧妙就在于，如今“經濟與就業”是熱點。
通常情況下，切入民意關注熱點、取悅選民的上策，是對癥下藥，如選民關注經濟和就業，政黨、政客便應拿出一整套具有說服力、感染力的發展經濟和促進就業的政綱、方略。問題在于，此次經濟衰退的勢頭實在太洶涌，不論在朝、在野的政黨、政客，都無法拿出這樣一套政綱、方略，且一系列民調結果表明，即便拿出，公眾對其信任度也是相當有限的。
既然“對癥下藥”行不通，那么借題發揮、制造聲響，顯示自己對公眾話題、熱點問題的關注、熱情，就成為退而求其次的必然選擇。正如《洛杉磯時報》專欄作家懷特費爾所直言不諱的，兩黨議員之所以打破黨派界限，爭先恐后表現出對“外國制造”的憤慨和對“美國制造”的熱愛，說到底是為了不在“就業崗位外流”這個選舉焦點話題上被政治對手占據“制高點”，實質是“政治的裝腔作勢”。一言以蔽之，在政客和政黨層面，大談“美國制造”的動機并非真正的“民族主義”，而是不折不扣的政治現實主義。
因為其動機是現實主義的，所以“不要外國貨”的聲音雖大，實質動作卻未必很大：奧巴馬政府僅輕描淡寫一句“索契冬奧會力爭穿上‘美國制造’”，便把皮球踢到大選后，屆時時過境遷，如何演繹便很難說了——早在近20年前，美國就有議員和政府官員大談“抵制中國造美軍軍裝、符號”，如今20年過去，美國大兵不還是在抗議“中國軍裝穿上身”么？
畢竟，政治秀要做，經濟賬也是要算的：奧運制服是純民間贊助，硬要“美國制造”則成本大增，結果只能把贊助商嚇走；五角大樓采購中國造軍服，目的同樣是節約寶貴的軍費，倘真為了“支持國貨”而增加開支，苦于政府赤字居高不下、軍費捉襟見肘的五角大樓和白宮怕是要抓狂的。當熱點聚焦時秀一下“愛國心”，熱點一旦轉移，恐就會該干啥還干啥了。
真正“絕不肯流入外人田”的，則是真正的“肥水”，而這種“愛國主義”則往往是聲音小、動作大，甚至惟恐被媒體過分關注的，比如前年、去年鬧過一陣的美國空軍加油機合同，本來中標的明明是歐洲宇航防務集團，結果硬是被本土的波音公司虎口奪食——要知道那可是價值350億美元的“大肥肉”，和奧運制服這政客口中也不過“可能達10億美元商機”的雞肋，不可同日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