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速下滑明顯，溫家寶總理近期提出“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從各級政府穩增長的手段看，擴大投資仍是政策首選。總結2009年宏觀調控的經驗教訓，地方政府應摒棄“三駕馬車”的思維，安排投資一定要充分考慮投資的生產屬性，切實做好項目和廠址的選擇。當前擴大投資的重點應放在投資結構和空間布局的優化上，著力提高投資效果。要加大民間投資、人力資本投資和民生投資力度，通過增量投資帶動資產存量的調整。
5月2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強調“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求推進“十二五”規劃重大項目按期實施，啟動一批事關全局、帶動性強的重大項目，已確定的鐵路、節能環保、農村和西部地區基礎設施、教育衛生、信息化等領域的項目要加快前期工作進度。由此，擴大投資促進經濟增長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筆者認為，此輪擴大投資與4萬億投資刺激計劃完全不同，針對性強，不僅在于穩增長，更注重調結構，不僅在意短期的經濟增幅，也在意長期結構的優化。
一、擴大投資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必要措施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一直保持高增長狀態。中國經濟的增長是多方面因素驅動的，但深入來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因素。
盡管我國投資率已然很高，但由于有高儲蓄率做保障，利用高儲蓄有利條件擴大投資規模、優化投資結構、完善投資體制、提高投資效率，仍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在消費無法簡單提升、儲蓄難以大幅下降的客觀條件面前，宏觀經濟必須通過投資與出口來平衡。2000年以來，我國主要依靠出口平衡，中國經濟因此走上了出口依賴型的道路。這條道路把我國帶入了外貿順差過大、外匯儲備過多、流動性過剩、國際貿易糾紛頻發的不可持續狀態。2008年以來的經濟危機進一步警示這條道路的危險性。由此看來，中國經濟必須尋找新的發展與平衡路徑，這就是必須立足國內，擴大內需，通過擴大國內投資來平衡國內儲蓄，并依靠投資的擴大提高就業水平和居民消費能力，最終實現國內投資與消費的雙重提高，從而減輕儲蓄上升壓力，最終實現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
分析顯示，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聯度顯著。在分產業投資中，與經濟增長的關聯度由大到小的排序為：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
＞ 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 ＞ 建筑業 ＞ 農、林、牧、漁業 ＞房地產業 ＞ 教育 ＞ 采礦業 ＞ 制造業 ＞ 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 ＞
批發和零售業。由此可以看出：
第一，與經濟增長關聯度較大的投資集中于具有壟斷性質的行業。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壟斷行業的投資額，而競爭性行業的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聯度并不大，說明壟斷性行業仍是經濟增長的主力，而競爭性行業(
主要集中在第三產業)
仍處于較為弱勢的地位。
第二，制造業投資利用效率不高。制造業的投資額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遠高于其他行業，但制造業的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卻不是很大，說明中國制造業的投資效率仍有待提高。這種投資高增長、低效率的現象，表明中國的制造業仍然延續著粗放發展的模式。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有：其一，中國仍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的中期階段，投資增長的空間較大，粗放型經濟模式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較大；其二，產能過剩，重復建設的情況較為嚴重。其三，企業與地方政府還是較為關注短期經濟利益，而未從長遠角度考慮經濟發展的問題，導致過度追求具有短期效益的高污染、高耗能的投資項目，降低了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
第三，房地產業及建筑業與經濟增長的關聯度處于較高水平，經濟增長受房地產業影響較大。
第四，第三產業中大部分行業與經濟增長的關聯度偏低。說明第三產業的投資額還是處于不足的水平，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不大。
目前，我國整體經濟增速呈現放緩態勢，經濟下行壓力加大。2012年5月，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為50.4%，比上月回落2.9個百分點。經濟增速的放緩可能帶來財政、就業等方面的問題。通過適度的投資規模來穩定經濟的運行非常必要。在可預見的未來，投資仍然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二、擴大投資的重點在于投資結構的優化
首先，中國經濟表現出的問題，不僅是周期性的，更是結構性的。從理論上講，現代經濟增長本質上是一個結構問題。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的研究結果已經充分表明：19世紀至20世紀，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動密切相關，現代經濟增長已不僅僅是一個總量問題。如果不去分析和衡量生產結構中的變化，經濟增長是難以理解的。從現實情況來看，中國經濟在產業結構、需求結構、分配結構、融資結構、區域結構等諸多領域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結構扭曲，總量調控的效果極易受到不合理結構的制約而打折扣。
以目前信貸形勢看，在固定資產投資中占比最大的制造業投資，由于整體生產能力過剩，且受到上年利潤大幅滑坡的影響，企業投資上升動力不足，信貸需求顯著減弱；對投資拉動作用明顯的房地產及相關產業受調控政策和銀行風險控制的影響，信貸資金難以進入。可以說，當前放貸難現象的出現，不僅存在信貸投放結構失衡的問題，也有信貸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一定程度上表明經濟問題不僅是出在總量上，即周期性的問題，更多是在結構層面上。
因此，如果我們拘泥于總量調控，那么必然會進一步強化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和增長方式，從而付出更大的代價。同時，在國內分配結構、產業結構沒有出現重大改變、居民收入支出預期尚不樂觀的現實情況下，總量調控能否激活國內需求，也是頗值得商榷的。
總之，當前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就是如何能夠在復雜多變的國內外局勢下，爭取相對穩定的環境以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為經濟結構的順利調整贏得更多的時間。可以講，保持穩定較快增長是短期的主要矛盾，贏得更多的調整時間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面對當前的經濟問題，必須采取兩手抓，既要調控總量，更要注重結構的優化調整。
其次，投資結構不佳，投資效果系數低下。投資作為促進社會經濟增長的“三大動力”中最有影響力的因素，對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合理的投資結構，必然帶來滿意的投資效果。投資是國民經濟發展的“第一推動力”，如果投資結構不合理，投資效益低下，“第一推動力”的作用就難以發揮，致使經濟發展后勁不足。
因為不同的產業在其形成和正常運轉的資金投放要求上有著顯著差異，它們在絕對投入水平近似的情況下，為經濟社會發展直接創造的價值或帶來的直接收益水平不盡相同，因而對不同的產業部門進行投資，客觀上會得到不同的經濟效益指標值。投資結構上的差異對于整個國民經濟發展進程可能產生的潛在帶動效應可以有很大的不同，由此可能形成不同的投資綜合效益。投資分配格局，還會從技術角度顯著影響到投資效益水平。通過投資過程引入生產過程的技術性資源的狀況，會極大程度地決定一個部門、行業或企業的勞動生產力水平與競爭力，直接關系到投資回流速度的快慢及增值的多少。投資分配比例的不同，可以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投資總量的適度狀態，進而決定投資的經濟社會效益水平。投資在各個產業之間分配的格局，還會對自然生態環境產生一系列影響，進而決定著投資的生態效益。可以說，投資結構極大程度上決定著一國或地區的投資效益水平，投資結構不合理是投資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之一。
投資具有供給和需求雙重屬性。人們常說的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最有影響力的因素——投資，主要是需求屬性，即通過投資需求能帶動各種投資品行業的生產。必須指出，投資最重要的屬性是生產屬性，即通過投資形成新的生產和服務能力，這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而在現實中，大量政府參與的投資項目往往更重視其需求屬性，忽視其生產屬性，或者打著生產屬性的旗號追求需求屬性的短期效果，這是造成大量無效投資和低效投資的主要原因。投資的生產屬性能否高效地實現，需要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共同努力，必須保證投資結構合理，即確保每個投資項目的產品、技術和空間布局都能適應市場競爭要求，才能獲得滿意的宏觀投資效果。
投資結構合理主要包括兩重含義，一是投資的空間布局合理，使資源的獲取和產品的外運成本最低，生產的配套條件最好，使不同區域的居民能夠享受相對公平的公共服務；二是投資的產業和產品結構合理，產品和技術都是相對先進、適用的，投資效益是有保障的。不過，目前判斷投資結構合理與否的標準或依據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際中都比較模糊。筆者認為比較清晰的判別可以基于以下三方面：一是投資主體的投資職能是否是在充分考慮經濟效益的情況下履行的，只要各類投資主體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投資職能，投資結構就是相對合理的；二是投資的綜合效益，即投資效益不斷提高，表明投資結構趨于合理；三是社會公平的實現，即城鄉、區域、居民之間起點上的公平性不斷提升，也是投資結構合理的體現。
目前，我國投資效率低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一是在三次產業中，第三產業投資較之第一、第二產業所占比例仍然很低，這與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加快產業升級轉型的大方向不匹配；二是一方面固定資產投資高速增長，一方面現有固定資產設備利用率不高，大量工業資本設備陳舊落后，且閑置率過高，說明投資的有效性不夠；三是過分重視硬件設備投資，輕視教育和科研開發投資，使我國技術和人才跟不上產業升級和產業結構優化的要求；四是過于重視投資的需求屬性，輕視投資的生產屬性，對投資的可行性研究流于形式，造成固定資產投資的空間、產業布局不合理，同時，由于過于重視投資的需求屬性，為了保GDP增速，急功近利，加大了投資的盲目性，造成投資綜合效益低下；五是投資主體的投資職能定位尚不清晰，政府性投資過多地參與到了經營性建設領域，壟斷性行業改革的進展不大。
統計數據顯示，雖然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不斷攀升，但投資效果系數特別是以不變價計算的投資效果系數一直呈下降趨勢，表明我國的投資效益十分低下且不斷惡化。研究表明，我國在世界金融危機之后雖然擴大了投資的規模，提出了“四萬億”的投資計劃，且得到了各地政府的積極響應，但事實上，金融危機以來絕大多數省份的投資效率都出現下降。同時，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雖然有所改善，但仍存在比較大的差距。
再次，投資結構調整是經濟結構調整的基礎。首先應考慮投資結構的調整問題。假使企業要向著產業鏈高端和技術含量更高的領域調整，那么，它要做的是向新的技術設備和研發投資，但同時繼續保持其以往尚有盈利空間的傳統產業和業務，或者削減轉移已經虧損或微利的部門業務。無論是往高端領域開拓，還是把成本高的產業往其他地區轉移，這都要投資才能實現這類結構性目標。
產業結構形成和發展的基本前提是投資，社會資源在各產業部門之間的配置是通過投資來實現的。可以說，投資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產業結構，產業結構是由投資結構塑造出來，并由投資結構決定的。投資結構的動態發展是實現產業結構演進的最基本動因和手段。投資結構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投資結構通過市場需求結構影響產業結構。投資結構是構成市場需求結構的重大要素之一，投資總量在不同產業、部門間的分布將直接改變已有的產業結構格局。一方面，投資總量會在總體上影響生產投資品的產業。投資總量增長加快時，對投資品的需求就多，從而拉動生產投資品的產業發展；反之，如果投資總量下降，生產投資品的產業就會萎縮。另一方面，產業投資結構還會影響生產投資品的產業構成。因為不同產業的投資，其投資品需求具有較大差異，對生產投資品的各產業的拉動作用也不同。
投資結構通過市場資源供給影響產業結構。一方面，產業投資結構通過形成固定資產決定各產業的產出能力。固定資產在生產和使用過程中會逐漸損耗直至最后喪失效用，因此必須通過產業投資形成新的固定資產來補償、替換被消耗掉的固定資產，即實現固定資產的再生產，這樣才能保證原有的產出能力或進一步擴大產出能力。現存的各產業的固定資產和產出能力是過去產業投資分配的結果，而現在和未來的投資結構又決定著未來各產業的產出能力。另一方面，在投資帶來的生產能力形成后，它將在供給方面影響產業結構的調整。這是因為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就是代表先進發展方向的產業能夠獲得其發展所需的生產要素，投資結構將通過影響勞動力資源、資本資源和技術資源的供給，在一定程度上決定產業結構調整的進程和方向。
投資結構優化是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的保證。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進程，不僅體現為總量的增長，更為重要的是經濟結構的合理化與高級化。促進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的根本動力在于科技進步和高、精、尖產業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投資結構的優化是產業結構優化與迅速升級的重要保證。因為，投資結構變化是產業結構變化的先導，產業結構的變化與輻射效應又是投資結構在動態中升級優化的保證，由此形成投資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良性循環。
投資結構通過技術進步影響各產業間的關聯。各產業之間的關聯關系是由一定的技術水平決定的，技術進步帶來的產品生產消耗的減少和效率的提高，會使產品生產過程中的生產要素及中間產品的投入下降或產生替代，使產品成本降低，產品價格下降，進而對這些產品的需求就會上升，該產業競爭力增強；相反，技術水平較低的產業，其產品需求就會相對降低。長此以往，各產業間的關聯關系就會發生改變。
過去30年內，我國是世界上投資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但是投資方向主要集中在生產、加工型領域，集中在增加產能上，巨大的產能投資必須要轉型。在新形勢下調整產業結構，不等于減少投資力度，而是要改變投資結構。
三、八方面擴大投資促進經濟發展
投資能夠對經濟起到重要的拉動作用，但投資增長并不是經濟運行的最終目標，如果只是為了拉動經濟而投資，這種投資很可能對后續的經濟發展造成拖累。擴大投資不僅僅是為了在短期內讓經濟增長保持在一定水平，更重要的是要有利于產業和經濟轉型，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第一，落實政策，促進民間投資增長。根據研究，如果從提高整個國家總量效用水平角度來看，由于不同投資形式對居民消費率的影響不同，因而投資結構變化對于這一目標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其中提高私人投資的比重對于實現這一目標的促進意義最為明顯。
近期，為配合國務院提出的落實擴大民間投資細則，多部委相繼公布了促進民間投資增長的意見。這不僅是刺激民間需求企穩的需要，更是激活我國經濟要素供給潛力，確保我國經濟中長期持續平穩增長的需要。可以預期，這些有關民間投資的政策將比2005年類似政策發揮更大的作用，也更能刺激民間投資的增長。但關鍵在于真正落實，因為這會涉及到諸多既有壟斷階層與民間資本的復雜博弈，需要加大改革力度方可使政策落地。
第二，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力度。產業結構的調整是受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些要素既包括自然資源和物質資本，也包括勞動力和人力資本。其中，人力資本是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基礎。為此，要科學制定人力資本投資政策，加大人力資本投資的規模，尤其是針對高層次人力資本的投資，以滿足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人才需要。調整人力資本投資結構，增加對農村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投資，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向第二、第三產業的順利轉移。營造有利于吸引和聚集人才的良好環境，對人才進行有效激勵，發揮人力資本的存量和流量對產業結構調整的促進作用。
第三，加大民生投資力度。盡管教育、水利、環境等方面的民生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小于第一產業及第二產業的影響，但民生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間接的，是通過人民生活水平及消費水平的提升間接影響經濟增長。因此，加大民生投資的力度，是擴大內需，保障經濟社會和諧穩定，穩固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2000年以來，中國的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持續走低，無論是與發達國家還是與發展中國家相比，差距均比較大。因此，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應當增加公共財政用于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文化方面的支出，在總量投入加大的情況下，更要側重向農村傾斜，側重向老、少、邊、窮、后發地區傾斜，側重向困難地區傾斜，搞好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保障人民生活，促進人民消費，拉動內需，并最終為經濟增長作出貢獻。
第四，兼顧投資增量與存量的結構優化。投資增量的結構優化是指對一些部門、產業增加投資，以增加投資比重來調整部門、產業投資結構，使投資增量的結構高級化。存量形態的投資結構優化，是指在不同地區、部門、產業、單位之間對投資存量進行重新組合，在投資規模不膨脹的基礎上使企業的生產升級換代。要改變我國投資結構的不合理不僅要注意增量投資結構的優化，還要兼顧存量形態的投資結構優化，使資產逐漸向支柱產業、優勢產業和優勢企業轉移。當然，投資結構的調整不能脫離產業結構的實際情況，要以產業結構合理化、高級化為中心，以國內國際潛在市場為導向，以知識經濟的推動為動力，形成既符合產業布局又有利于產業梯度推進的投資結構。
第五，從整體和長期效應考慮投資決策。投資結構調整的過程是涉及到各產業產出之間相互作用的復雜過程，增加投資比例對某一個產業或整體產業發展可能是正面作用也可能是負面作用。投資對一個產業的影響是長期的，即使短期內對產業具有負面作用，但從長期來看，投資的流動會逐漸改變產業的生產力水平和投入結構，導致生產直接消耗系數和投資直接消耗系數發生變化，產出效應就會發生變化。因此在制定投資決策時，不能因為調整投資比例導致該產業產出下降或全局產業產出下降就否定投資調整的效果，也不能因為增加某產業投資比例對該產業產出有較大的促進作用就肯定調整的效果。既需要從全局角度深度分析投資比例的增加或減少對各個產業產出的作用，對其他產業產出的影響，以及對整個產業產出發展的沖擊，也需要從長期角度出發深入分析投資比例的調整對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經濟結構調整以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作用。
第六，加快制度建設步伐。實證研究表明，投資和基礎設施存量的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有顯著推動作用。但不同制度條件影響投資效率，高投資率不一定帶來高增長率。比如拉美、南亞、非洲很多國家進行了大量的基礎設施投資，但制度因素決定了這些投資的效果不理想。目前，我國投資結構不盡合理，投資效率非常低下。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改變目前我國主要依靠政府投資、行政審批效率低下且環節過多等問題，完善投資體制，重視制度建設。
第七，明確地方政府經濟職能，規范地方投資行為。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仍處于較低水平，地方政府作為重要投資主體的作用在很長時間內仍將存在。產業結構的調整是決定我國經濟增長水平和質量的關鍵因素，因此，妥善處理好地方政府投資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第一，應重新確定地方政府的經濟職能，實現以投資性支出向公共服務性支出的轉變。第二，強化地方政府投資對產業結構調整的指導性，強化其投資對產業結構調整的指導作用，讓投資盡量退出競爭性的生產領域，著力扶植新興產業的發展，促進各產業的協調與優化。第三，轉變地方政府投資的方向，加大針對農村基礎設施，如道路、水利以及電網的建設，在穩定農產品供給的同時通過促進農村經濟發展以拉動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從而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
第八，裝備制造業投資中加大對生產流程中機械化、自動化的投資力度。目前，中國制造企業整體競爭力不強。在產業領域的核心專利上，中國基本上受制于人；在一些關鍵技術，尤其是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裝備制造業，如航空設備、精密儀器、醫療設備、工程機械等高技術含量和高附加值產品，中國大多依賴進口。因此，中國制造業投資應該在國際分工的產品設計和品牌經營這兩個環節尋求突破，掌握這兩個環節的隱含性知識和技能，實現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飛躍；提升制造企業對本土市場的有效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