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債危機爆發兩年多后，為刺激經濟增長，歐洲開始大幅放寬貨幣政策，歐洲央行7月5日宣布，將金融機構基準利率下降25基點，隔夜存款利率降至0.00%。受此影響，歐盟成員國丹麥央行表示，將丹麥基準存款利率由0.05%下調至負0.2%。全球銀行業存款“負利率”的時代篇章被歐洲人打開。日前，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在歐洲議會上表示，“降息通道已經敞開，利率還有下調空間，歐洲央行完全有可能根據經濟數據變化采取進一步行動。”看來，歐洲央行已下決心將貨幣政策調控通道走向極致。
“負利率政策”不等于“負利率時期”
此次歐洲金融機構執行存款“負利率政策”，屬開天辟地，與我國曾經出現過的“負利率時期”有本質不同。“負利率時期”是指在某個時期內，央行設定的金融機構存款利率低于同期通脹率，存款利率與通脹率相抵后，實際存款收益為負。“負利率時期”持續越長，造成的消費和投資錯配現象就越嚴重，最終結果將導致資本市場風險聚集，甚至引發金融危機。
我國曾不止一次出現這樣的情況，本世紀比較典型的是在2007年期間。當時，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一直處于6％左右的高位,而央行基準存款利率當年最低時僅為2.79%，最高升至4.14％。長達一年的實際負利率，導致大規模銀行儲蓄“搬家”，引發了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等風險投資市場暴漲局面。在10個月左右的時間內，上證綜合指數從2000多點一路飆升至6000點以上，房地產市場同比漲幅超過兩位數，“實際負利率”成了高房價的重要推手。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危機，我國資本市場泡沫隨之破裂，上證指數一年內由最高時的6124點暴跌到1664點，一些大中城市的房價出現了20％以上的下跌。
丹麥首開“存款負利率”先河
此次丹麥央行推出的存款負利率政策，是把金融機構存款利率直接設定為負值，開了全球銀行業“付費存款”的先河。丹麥是歐盟27個成員國之一，主要靠出口和旅游拉動國內經濟發展，穩定的匯率是其經濟發展的基礎。一直以來，丹麥實行丹麥克朗與歐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度，丹麥央行設定的目標是，維持丹麥克朗兌歐元在7.46038上下以2.25%的較窄區間內浮動。丹麥的貨幣政策主要負責協調和穩定這一目標，以確保貨幣市場流通順暢。在執行貨幣政策時，丹麥央行采用的主要手段，就是基準利率調整和市場干預。
長久以來，丹麥貨幣政策獨立，國內經濟穩定，在歐洲范圍內，丹麥政府債券同德國債券一樣，受到投資者的追捧。歐債危機爆發以來，尤其在歐元區可能崩潰的輿論造市后，為減少歐元瓦解帶來的風險，機構投資者加快進行投資組合優化，紛紛拋售歐元資產買入丹麥、瑞士等國債券。另有投資者押注，歐債危機最終將導致丹麥克朗兌歐元的固定匯率區間被突破，在國際市場大肆買入克朗，致使克朗升值壓力不斷加大。此前，丹麥央行行長伯恩斯坦曾警告稱，“如果克朗升值壓力持續，那么負利率即將到來。”令市場未料到的是，僅幾天后，“負利率時代”就橫空出世，以此對抗國際資本的過量流入。
同時，為捍衛丹麥克朗與歐元匯率的限定水平，丹麥央行大舉購入外匯。最新數據顯示，截至6月末，丹麥外匯儲備總額達到創紀錄的5116億丹麥克朗，增幅大大超出預期。
丹麥央行推出的存款負利率政策，將對國際資本市場和丹麥國內貨幣市場產生怎樣的影響，對丹麥國內民眾和企業儲蓄帶來怎樣的后期效應，以及在國際監管機構加大對銀行業監管的情況下，怎樣保證丹麥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不出現明顯下降等諸多問題都有待時間檢驗，丹麥央行正在經受“負利率政策”這個未知領域的大考。
“零利率”或向“負利率”演變
歐洲央行數據顯示，截至7月5日，歐洲銀行業利用隔夜存款工具向歐洲央行存入的資金規模達到7906.56億歐元，如此大的流動性積壓在歐洲央行，直接影響了歐洲信貸市場正常運轉。
目前歐洲央行通過三種利率調節金融市場借貸成本：基準利率決定央行的貸款成本，隔夜存款利率和隔夜貸款利率為銀行間隔夜借貸利率提供了下限和上限。此次歐洲央行把央行隔夜存款利率下降為零，徹底阻斷了各商業銀行通過央行存款獲得利潤的來源，將迫使那些資金充裕的核心國銀行向實體經濟借貸，同時把富余資金拆借給那些只能依賴歐洲央行貸款支持的高負債國銀行，降低他們對歐洲央行的依賴，緩解歐洲銀行間市場壓力。
此外，隔夜存款利率降為零后，可使那些原本并不缺少資金、但通過歐洲央行三年期無限量低息貸款（LTRO）得到流動性補充后，又把資金重新存回歐洲央行的銀行提前還款，進而減少那些淤積在金融體系中又未能充分利用的流動性。
但是，以上兩點可能只是政策制定者的美好初衷。目前的問題是，歐洲整體經濟環境惡劣，恢復正常貨幣市場流通渠道僅靠“零利率政策”顯然力度不夠。尤其對處在債務危機漩渦中的歐元區高負債國來說，在國際評級機構多次下調信用評級后，許多商業銀行的信用等級已降至垃圾級，核心國銀行為防范風險，寧愿放棄利息收入也不希望向外借貸。若果真如此，歐洲央行有可能在今年剩余時間里把貨幣調整通道走向極致，像丹麥央行那樣宣布“負利率政策”，迫使核心國銀行在“付費存款”政策擠兌下權衡得失，最終向高負債國市場打開借貸的閘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