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當前的經濟失衡是全方位的，包括產業結構失衡、收入分配結構失衡、消費結構失衡、就業結構失衡、投資結構失衡等等。而追溯起來，導致經濟失衡的根源卻是相同的，那就是企業結構失衡。
不妨先看看投資結構以及由此決定的產業結構、就業結構。
長期以來，我國民間投資的領域和范圍受到嚴格限制，2005年頒布的“非公經濟36條”和2010年頒布的“新非公36條”，以及“鼓勵民間資本通過并重組進入壟斷行業的競爭性業務領域”等政策遲遲難以真正落實。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追求立竿見影的政績與GDP增長崇拜的思維定式中，相關職能部門對與政府沒有密切關系的、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民營企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歧視，而一些中小企業因為習慣于粗放式發展，產品技術含量低，經營與管理比較落后，致使長期缺乏競爭優勢，也制約了其發展壯大。另一方面，諸如提高行業準入條件、行業集中度、淘汰落后產能以及整頓行業秩序等，大都以國有大中型企業為標準，客觀上也排擠了中小企業，限制了民營企業進入有效益的經濟領域，致使民間資本最終能進入鐵路、能源、金融、市政公共事業等重要領域的少之又少。例如，中國油氣生產商只有5家，而且都是國有的。而據美國獨立石油協會統計，美國現有獨立油氣生產商13000余家，其中沒有國家石油公司。美國50%的石油產量、60%的油井和天然氣產量由這些中小型私人企業提供。我國民間資本要想興辦金融機構，進入金融領域同樣非常困難。雖然我國中小企業占全國企業總數99%，貢獻稅收占50%，創造國內生產總值60%，完成創新占70%，解決就業占80%，但在成本高、稅負重、融資難等的現實背景下，中小企業正面臨著生存困境，如果中小企業大面積的關閉，自然會帶來難以估量的失業潮。
要挖掘服務業發展的新動力，同樣需要打破該領域的管制與大企業壟斷的格局，減輕中小企業的經營成本尤其是房價（房租）和稅負，才能促使中小服務企業的發展，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一個典型例子是，大型超市會使周圍零售小店鋪陷入絕境，故有“沃爾瑪一公里死亡圈”之說。所以，即使在美國，沃爾瑪通常也只開設在地廣人稀的城郊地帶。沃爾瑪曾多次試圖在紐約市區開店，但都被拒絕了。紐約消費者深知，社區小店雖然價格更高、選擇更少，但它們能創造就業，還能獲得一種人際的交往。我國香港地區則通過降低小店的稅負，提高其價格競爭力，使大型超市難以生存。這就是在香港看不到巨型超市的真正原因。韓國為保護小商店使出的“高招”是，讓大型商場早點關門，甚至對大超市實施強制休息日，從而給小型超市留下了生存與發展的空間。而在我國，無論是大城市還是二、三線城市，這些年都出現了大型超市扎堆的現象，中小商鋪的生存空間也就被大大壓縮了。
再拿收入分配結構來說，收入分配的巨大差異首先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失衡的結果。上世紀80年代以來，農村經濟改革和民營企業的迅猛發展，使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實現了大致的平衡，居民收入也得到了迅速增長。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國有大中型企業在各地大規模“奪城略地”，向原本屬于民營企業的空間擴展，很快打破了原來基本平衡的局面。很快，央企幾乎控制了所有有價值的資源和行業，憑借其壟斷地位獲得了巨額利益，更擁有利益的“自行分配”權；民營企業的經營空間則隨之日漸逼仄，由此帶來了收入分配的巨大落差。只要這樣失衡的企業結構得不到改變，一次配就不可能實現基本的公平。
經濟發展實踐告訴我們，一國中小企業的繁榮與否不僅直接關系到保障和改善民生、擴大內需、增加就業、促進市場競爭機制的發揮，防止市場經濟停滯等問題，而且更直接關系到能否獲得一個實現收入公平分配的合理機制。正因為如此，加強對中小企業的保護，強化公平競爭，已成各國家和地區實現經濟穩定發展的必然選擇。例如，韓國為了保護中小企業，將市場規模在1000億到1.5萬億韓元的行業劃分為中小企業固有行業，并通過立法禁止大企業進入。在我國香港特區，無論是本地資本還是外來資本，都不需要政府批準就可以平等投資各個行業。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為了幫助陷入困境的中小企業，香港特區政府推出了1000億港元的政府信貸擔保計劃，還將企業的最高貸款額大幅提高，準許所有企業申請有關貸款，使許多企業順利度過了危機。
要想實現經濟的均衡發展，進而實現經濟的成功轉型，當下首先要解決的是對中小企業的長期歧視及其稅負過高、融資困難等問題。這是意味著必須加緊調整我國的企業結構，盡早建立起竭誠服務于中小企業的金融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