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上半年，中國經濟似以超出所有研究機構預期的速度持續下行，眾多研究機構被迫進一步下調增長預期。
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近期發布的《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報告》，亦將去年末預測的2012年GDP增速9.2%下調至8.6%，但這仍是一個相對偏樂觀的預期，鑒于目前的經濟形勢，以及依然不明朗的經濟刺激方案等因素，不少研究機構已將經濟增長預期下調至8%以下。
楊瑞龍覺得其他研究機構過于悲觀，盡管中國對增長有較大的依賴，面對經濟超預期下行，政府事實上已經啟動經濟刺激方案，而中國有體制優勢，能迅速穩定投資，啟動經濟增長。
近日人大經濟學院院長楊瑞龍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針對預期與現實經濟走勢的差異，以及可能的經濟刺激方案等問題，詳解受困“增長依賴”的中國經濟將何去何從。
集體誤判
上海證券報：今年上半年經濟下行的速度似乎超出了所有研究機構的預判，為什么會出現集體誤判？哪些因素超出了大家的預期？
楊瑞龍：其實我們對去年開始的經濟持續下滑早有預判，但2012年前5個月經濟加速下滑確實超出了預期。我認為導致經濟加速下滑的原因主要有幾方面：
第一，外部環境的惡化比預期要嚴重。不僅是歐債危機，新興市場如巴西、印度經濟也開始走低，外部環境壓力比原來想象得要嚴峻，導致我們出口形勢非常糟糕，廣交會體現得尤為明顯，不僅總體訂單減少，且短期訂單大幅上升，長期訂單大幅減少，不確定性因素很大。
第二，政策轉向速度比我們預計的要快，更猛烈。前期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所帶來的流動性泛濫導致CPI從2011年年初開始一路上行，特別是食品類價格上漲非常多，對低收入階層產生很大影響，在強大的輿論及社會壓力下，政策開始轉向。2011年二季度開始，央行連續調高存準，控制流動性。與此同時，為擠泡沫，對房地產業采取了一些行政化的措施，比如限購、限貸。
上海證券報：此前決策層也是偏樂觀的？
楊瑞龍：對。2011年隨著通脹的產生，我們對未來的判斷偏樂觀，并把通脹作為更重要的問題，出手比較強有力的數量性工具來減少流動性，控制通脹。但因上述因素，經濟開始朝反方向走，特別是當刺激性政策全面退出以后。
從統計數據可看出，2010年四季度和整個2011年，中央投資項目急劇下降，投資增幅下行。與此同時，實體經濟又沒完全恢復，扣除物價上漲因素，2011年消費同比增速又下降，這些因素的累積導致了經濟增速比預期下降更快。
新經濟刺激惹來爭議
上海證券報：為什么面對經濟的超預期下行，市場對再次出臺刺激方案會有很大的分歧？
楊瑞龍：主要是因為2008年的刺激帶來了比較多的后遺癥，2012年經濟下滑超預期跟這有很大關系。
2008年是以政府為主導的重化工業為核心的一種復蘇計劃，這一計劃使原有的經濟結構進一步惡化，特別是第二產業的重化工業占比更高，而民營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擠壓。
當時大量的流動性進入重化工業，這些行業又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將大量資金投進房地產，催生以房地產為主的資產價格泡沫化，進一步擠壓實體經濟。
因此我們不得不收縮流動性，一收縮，泡沫一擠，企業資金鏈斷掉，金融風險又馬上顯現，這說明2012年表現出來的狀況跟2008年刺激政策有很大的關系。如果再出刺激方案，這種副作用也不可能完全避免，我們擔心會帶來更多問題。
我們的政策過多依賴于行政手段、貨幣投放、政府投資，過多依賴國有企業，這些短期有效，但一旦遭遇通脹并退出，帶來的后遺癥就會暴露出來。
上海證券報：您覺得這輪刺激以后，后期還會出現什么問題？
楊瑞龍：我們目前的經濟結構仍沒改變，服務業占比仍很低，很多產業仍處于世界產業鏈的末端，產能過剩比較嚴重，消費結構還不合理，地區及不同階層的差異還非常明顯，這一系列問題背后反映出我們現行的這種增長模式，對政府、制造業、住房工業有很大的依賴性，但這些依賴后期有更多的問題。
我不擔心在有效刺激下經濟會否很快回升，而是擔心經濟回升能不能推動經濟結構轉型。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們將來可能陷入惡性循環，經濟下行——放松政策——后遺癥顯現——再收——再放，大開大合，大上大下，對經濟傷害很大。
要解決問題，根本還是改革，轉換發展方式，進行結構調整，降低對速度的依賴，這樣經濟也比較健康。
受困“增長依賴”
上海證券報：您說的這些潛在的問題雖然讓經濟刺激政策的出臺顯得有些“猶豫”，但為何并未阻止其實質上的實施？
楊瑞龍：我們是有增長罵增長、無增長想增長，目前中國的體制對增長有很大的依賴性。
中國的體制結構與美國等西方國家有本質區別，不同的增長源對GDP貢獻也和西方國家不一樣。在美國，消費對GDP的增長貢獻超過80%，但我國居民、家庭消費對GDP貢獻只有30%多，如果加上企業、政府消費，占比要高點，但仍遠低于美國。
另外，美國財富主要在企業及個人，且處于后工業化社會，以服務業主，對增速的依賴度大為下降。
但中國經濟跌到8%左右并持續下跌會帶來一系列問題。經濟下行失業率就會增加，失業率增加收入就會下降，且收入下降的主體肯定是低收入階層，這時社會問題就會出現，所以中國目前對增速有較強的依賴性。
更重要的是速度下降時，如果沒有相應的主動結構調整或制度改革，未必意味著結構改善。2011年就是一個證據。2011年大量數據顯示速度下降，結構問題卻進一步嚴重了，表現最明顯的是，第三產業下降幅度比第二產業大。這說明在現行的體制下，速度高不等于結構惡化，速度低不等于結構改善。且結構調整需要成本，如果沒有通過增長來增大一塊蛋糕做必要的補償，會引起社會問題，所以在改革沒有完全到位時，需要速度。
上海證券報：那我們要怎樣去穩增長，還是要靠投資？或者說只能靠投資？
楊瑞龍：拉動中國經濟的就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出口。但現在歐洲深陷債務危機，日本也不太景氣，幾個主要貿易伙伴只有美國稍好，因此外部環境總體不佳，出口乏力；消費要更好的促進經濟增長，還要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但這又不能一蹴而就。
所以，目前穩增長，最大最有效的武器還是投資，穩增長的核心就是穩投資，且我們在短期內調動投資在體制上也有優勢，盡管可能會帶來一些后遺癥。目前我們賴以支撐經濟的手段比較有限。
穩增長僅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重要的是隨后怎樣應對后遺癥和改革，改革一旦到位，我們以后也許就不再需要簡單的依賴政府投資，但現在只能靠發改委審批項目，由政府主導穩定投資，啟動經濟。
財政應發揮更大作用
上海證券報：談到穩增長就不得不提貨幣政策，但大家都認為，此次貨幣政策不可能延續2009年的力度，為什么？這是否也意味著此次經濟刺激中，貨幣政策不一定占據絕對主導地位？
楊瑞龍：今年不會像2009年實施大放大開的貨幣政策，這次財政政策應占更主要的地位。
M2是衡量流動性泛濫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正常情況下，M2增速為20%就相當高了，2009年一些月份我國的M2接近了30%。2009年貨幣大投放所引發的流動性泛濫推高了房地產和資本市場價格的泡沫化，打壓了實體經濟。想想看，如果同樣的投資，實體經濟只有4%、5%的利潤率，房子一年可能就翻了一倍，這時誰還去搞實體經濟？我們不希望再出現刺激性計劃帶來的資產價格泡沫化。
但穩投資不得不談貨幣政策，近期中央也發出了非常明顯的信號，不僅連續調低存準，且調低了利率，這表明政策全面轉向了。當前環境下，沒有流動性放松很難穩投資，目前CPI已經控制在3%左右，通脹短期內不是主要問題，也為實施更寬松的貨幣政策創造了條件。
但在穩投資過程中，一定要注意把增加流動性和調結構聯系起來，引導更多的流動性投向戰略性新興產業。近期央行也宣布存貸款利率浮動區間擴大，這會助推銀行轉型，讓更多的流動性注入到實體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