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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shù)日前，湖北省武穴市教育局嚴重超編問題引起廣泛關(guān)注：該局核定編制54人，實際在崗75人，還有40人“退二線”，基本不用上班，超編一倍左右。該局局長王衛(wèi)平說：50歲的人退二線，的確是一種資源浪費，“我當時就認為這也是改革的成本”。（《京華時報》7月9日）
豪華編制問題已弄得不少地方政府在機構(gòu)設置上網(wǎng)的過程中很是為難：不上全了，領(lǐng)導不高興；全上了，群眾又有批評的話柄。那些明知未必合理的設置，是怎樣在一步步具體改革的進程中“合理化”起來的？
武穴教育局局長為公眾提供了一個分析樣本：“我當時就認為這也是改革的成本”。這可能還真不是托詞，也不是反語，它恰恰反映了基層權(quán)力者對改革成本的一種習慣性偏見與誤讀。在社會改革已進入深水期時，在“軟柿子”捏完只剩下“硬骨頭”的今天，對“改革成本”的正確共識與頂層設計同等重要。如果沒有對改革成本的廓清，改革的路徑與執(zhí)行都容易在某種利益怪圈下直接“跑偏”。
首先，是不是所有改革都要支付巨大的社會成本、是不是所有所謂“陣痛”都是改革繞不開的門檻？現(xiàn)在，大凡只要提到改革，就必有人為“成本”與“陣痛”打預防針，可是成功的改革與失敗的改革都會存在成本問題，也都可能歷經(jīng)陣痛，所不同的，恰恰是為我們忽略的——改革收益。如果繞開收益談成本，所有失敗的改革都可以因為“陣痛”而被美化。比如，武穴教育局的改革：人員流動固然是改革，但財政為此擔負雙倍負擔，這樣的成本有多大意義？這種改革的“收益”就是直接增加了吃空餉的人數(shù)，至于培養(yǎng)年輕人云云，幾乎可以不略不計。學者胡鞍鋼早在《我們需要對改革進行反思》中，就提出過“改革成本論”：真正的改革不是為了改革而不計代價去改革，而是順應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尊重個體利益訴求上的集體進步。
其次，是不是所有必要的改革成本都要由部分人承擔，應不應防止善意的改革也會出現(xiàn)成本轉(zhuǎn)嫁的可能？改革總會觸及部分人利益，當有補償機制來平衡這種暫時性、必要性的損失。從當年的國企改革到金融機構(gòu)改革，從醫(yī)療衛(wèi)生改革到教育產(chǎn)業(yè)化實驗，各種聲音爭鳴不斷也各有各的道理。譬如市場化，確實是個好東西，但最需要走向市場的資源能源產(chǎn)業(yè)，遲滯拖沓；最需要公共保障兜底的教科衛(wèi)等，一直在市場潮頭冒險——失敗了，再贖買，成功了，卻未必想得起當初的“被實驗者”。
其三，是不是所有改革成本，都要以犧牲話語權(quán)的形式來滿足形式上的利好大局？武穴教育局超編近乎一倍，這種改革是誰定的政策、經(jīng)過怎樣的博弈、財政如何“近水樓臺不知月”？……這些都指向其內(nèi)部改革的透明性與公正性。改革總是要成本的，而成本應該無限接近“零”——這類似于經(jīng)濟學交易成本理論中的“降低交易成本”，即“保證交易各方交易權(quán)利的前提下，以整合契約的方式減少交易成本，而不是用剝奪一些人討價還價權(quán)利的方式為另一些人降低費用”。
平心靜氣地討論改革成本，這不是壞事情，何況我們進一步的改革業(yè)已成為高層共識。此時此刻，看看哪些成本是尋租的幌子、哪些成本是回避矛盾的萬金油，這有助于增進整個社會的改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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