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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能過剩”是所有制造業大國都邁不過去的一道“坎兒”。更為重要的是，重工業化的產業背景將延長中國制造產能過剩的存續時間。全球經濟危機倒逼中國制造業格局必須做出重大調整。
　　金融危機以來，受外需萎縮、貿易壁壘、通貨膨脹、國內要素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幣升值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中國出口產業嚴重受阻，這也激化了國內“產能過剩”的矛盾。當前，中國經濟增長步入下行周期，社會總供給明顯大于總需求，伴隨存貨同比的持續顯著上升，產能過剩的矛盾日益突出，整體宏觀經濟也步入了 “去產能化”階段。
　　不過，“產能過剩”并非此次危機獨有。歷史上，我國曾出現過兩次“產能過剩”，分別是1996-1999年和2005年前后。但與前兩次“產能過剩”不同，本輪“產能過剩”是重工業部門的普遍過剩。近幾年，我國“產能過剩”問題日益突出，2006年國務院將10個行業列為“產能過剩”行業，而到2009年“產能過剩”行業幾乎翻了一番，達到19個。目前，我國制造業平均有近28%的產能閑置，35.5%的制造業企業產能利用率在75%以下，不僅鋼鐵、水泥、汽車、紡織等傳統產業過剩，就連風電設備、多晶硅等部分新興產業也出現了比較嚴重的“產能過剩”。
　　“產能過剩”也并非中國獨有。巴塔耶在1949年的《消耗》一書中指出，任何增長都是有限度的，個體增長觸及極限后，就不得不將原本用于增長的過剩能量消耗掉，保持自己不致崩潰。當年，美國馬歇爾計劃和日本制造業產能輸出正是依靠產能釋放保持了美日經濟系統的平衡。
　　1948年4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對外援助法案》，美國用其生產過剩的物資援助歐洲國家，“馬歇爾計劃”開始實施。1948-1952年，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給予西歐的經濟援助達131.5億美元，其中贈款占88％，其余為貸款。拋開“馬歇爾計劃”控制西歐的戰略意圖不談，計劃本身就實現了“雙贏”。馬歇爾計劃實施期間，西歐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25％，促進西歐聯合，邁出走向歐洲一體化的第一步。更為重要的是，“馬歇爾計劃”及時消化了美國自身的過剩產能，鎖定了歐洲的后續采購方向。由于該計劃把信貸援助轉化為商品輸出，刺激了美國的工業生產和對外貿易，為保持戰后美國的經濟繁榮發揮了積極作用。
　　日本制造業海外投資的最大經驗是建立了國內生產和海外生產的雙向拉動。20世紀60-70年代，為了緩解國內制造業的過剩產能，日本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投資，采取了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順貿易偏向的投資戰略，通過將比較劣勢產業部門漸次外移，不僅形成了母國與投資國之間垂直分工，帶動本國技術和設備出口，而且通過大規模海外投資，使其制造業結構發生巨大變化，轉向具有高附加值生產率的金屬工業、化學與機械工業等，。
　　中國可以借鑒美日經驗。毫無疑問，當前中國調整制造業結構、淘汰落后產能，加快產業整體升級勢在必行。每次大危機都是一次洗牌的機會，未來在全球產業格局調整中過程中，國際分工價值鏈將引起產業布局的重新分布優化。中國要在國際分工體系中實現“低位保持、中位擴張、高位滲透”的目標。
　　首先，對于紡織、鞋帽等傳統產能過剩行業，可以通過“走出去”在其他國家生產、當地銷售或出口產品，繞過相關國家的貿易壁壘；其次，加快汽車業等行業的過剩產能輸出，加快占領新興市場迫在眉睫。目前，中國汽車產能結構性過剩嚴重。自2011年以來，中國汽車業正在進入增速回落期，2011年的銷售量僅增2.5%，而汽車業產能進入爆發式增長時期，預計2015年中國汽車產能將達到3250萬輛，三年后汽車年銷量要增長一倍。因此，加快汽車業“走出去”，占領非洲、亞洲和拉美等迅速增長的新興市場意義重大；最后，在產能過剩的風電設備、多晶硅、光伏太陽能電池等新興行業，可以通過發展“技術追趕型”對外直接投資，充分利用發達國家先進技術集聚地的反向技術外溢，促進企業技術升級和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從而有利于國內相關行業的結構升級。
　　從時間周期看，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很難在短期內有所緩解，因此積極主動地創造外需，加快中國產業資本“走出去”，積極推進“產能輸出”戰略，不僅可以緩解內部供需矛盾，也必將為中國的全球化發展帶來更大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