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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通過城鄉二元體制和單位制，即可實現對社會的嚴格管理，所以政府的主要職能集中在政治穩定和經濟調節上。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活力被不斷激發，社會流動性增強，社會需求也呈現多元化趨勢。這就要求政府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從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政府的主要職能也正在從經濟調控和市場監管向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轉變。
為了實現這一轉變，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是一項重要探索。具體而言，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是指政府按照法定程序和采購目錄，將原來由政府直接承擔或通過事業單位承擔的公共服務事項，以合同方式交予有資質的社會組織（包括民營企業）完成，并根據后者提供服務的數量和質量，按照一定標準進行評估后支付服務費用。
如今，小到社區一老一少的照護、一花一草的建設，大到教育、醫療、住房的“民生三大件”，都是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內容，并且受到各地政府的熱捧。然而，在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問題上，我們對這一方式中隱藏的風險和問題知之甚少。因此，從長計議是我們對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正確態度。
在實踐中，個別地方和部門將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看成是政府向社會卸包袱的方法，要么將群眾反映意見大、提供難度大的公共服務向社會一推了之，要么對于購買服務的數量、質量缺乏統一的規定，甚至受利益誘惑或者私人關系影響，沒有對購買服務的對象資格進行嚴格審查。這些都使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質量大打折扣。
對此，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僅僅是將公共服務的提供方式社會化，并沒有將政府應該承擔的責任社會化。政府只是不再作為公共服務的惟一提供者，而是更加注重與社會的合作，提供質量可靠、覆蓋廣泛的公共服務依舊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職責。因此，需要建立健全嚴格的制度規范，明確政府在其中的職責，加強對公共服務提供方的監管，讓政府既是公共利益的忠實維護者，也是公共服務的精明購買者，確保這一工作的按量保質、順利推進。
進而言之，一邊是政府從大量公共服務中的“抽身”，一邊是社會組織對大量公共服務的“接手”，這就要求政府還要為社會組織從事公共服務活動創造更加寬松的環境。
目前，在我國各級政府部門預算編制中，雖然政府采購資金預算已經單列，但并沒有向社會公開，公眾對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需求并不了解，不利于參與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競爭。翻看現實，政府購買服務的對象也的確是以事業單位居多，或者直接委托政府下屬的非營利組織，甚至為承接政府職能而組建非營利組織并委托服務。因此，政府購買中的信息不對稱、對象范圍窄都限制了社會組織的廣泛參與。
同時，社會組織的發育不足也限制了政府購買對象的選擇。按照現有法律規定，社會組織要獲得合法的登記注冊手續，必須首先找到一個相關部門作為主管單位，并且對資金、活動場所的要求都很高。同時，即便登記注冊成功，也未必就能夠享受到稅收優惠、資金資助等政策待遇。這些規定實質上都限制了社會組織的生存與發展，進而使得大量的社會組織也并不具備承接政府大規模的公共服務的能力。倘若這個問題不解決，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就很難繼續深入推進。
如今，經濟社會的發展要求政府精簡機構和轉變職能，進而讓政府需要購買的公共服務越來越多，社會組織的用武之地可能會隨之越來越廣闊。為此，需要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為社會組織創造更多的機會和空間。唯有如此，公共服務才能越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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