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發改委、央行等8部委聯合下發了《關于加快培育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指導意見的通知》(下稱《通知》)，就拓寬資本項下交易、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以及金融機構國際化作出了指導意見。
《通知》指出，適度加快金融市場開放。擴大在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的境外主體范圍，研究允許符合條件的國際金融組織、境外貨幣當局和金融機構將持有的人民幣投資到我國金融市場。
這是中央部委就中國對外金融政策，特別是資本賬戶開放政策重大表態。但目前，國內對資本賬戶開放仍存在認識上的誤區。金融市場適度開放，并不等于資本項目自由化。
國內外主張資本項目自由化的觀點至少存在以下誤區：
誤區之一：“資本賬戶開放有利于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發展”
籠統地說資本賬戶開放有利于資源配置效率，這一觀點并不成立。真實的情況是：資本項目自由化對那些金融監管制度健全、金融市場成熟、擁有資本流向之主導權和資本定價權的國家有利，相反，對那些金融制度不健全、金融市場不成熟、缺乏全球資本定價權和全球資本流向主導權的國家和地區是不利的。如果一個國家處于產業轉型期和調整期、處于經濟結構相對脆弱的階段、或處于大量經濟社會矛盾需要化解的時期，那么，資本項目自由化將引誘發達國家各類投機資本的攻擊、引發國內匯率、利率和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從而導致國內產業能力遭遇破壞、國民財富遭遇洗劫。中國沒有發生拉美金融危機、并有效避免了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沖擊，正是得益于金融安全的最后防線：資本項目管制。因此，資本賬戶開放程度取決于中國本土產業資本的全球競爭能力、取決于國內金融市場的發育程度和監管水平、取決于政府是否真正掌控人民幣的匯率定價權和貨幣發行自主權。不具備這些條件，資本賬戶開放必然產生難以預想的后果。在當下，所謂資本賬戶自由化利益說，不過是張“畫餅”，更是迷魂藥。
誤區之二：“資本項目自由化有利于人民幣國際化”
面對以資本項目自由化來迎合人民幣國際化的要求，在人民幣國際化的大旗之下積極推進資本項目自由化的論調，需問：資本項目自由化與一國貨幣國際化究竟有多大關系？
日本、澳大利亞、巴西、泰國等許多推行資本項目自由化的國家，除了得到經濟波動與世界同步的“好處”之外，并沒有實現本國貨幣的國際化，國際原油市場的交易貨幣既不是日元，也不是泰銖，還是美元。試問：中國資本項目自由化之后，就可以用人民幣購買中東石油、歐洲設備和日本地產了？顯然還不可能。
主張資本項目自由化的觀點認為，資本項目自由化之后，中東、歐洲、亞洲國家更愿意接受人民幣，有利于人民幣的國際化，原因是中國持有近3.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海外機構和個人所持有的人民幣可以到中國自由地兌換成美元。
此中暗含這樣一個邏輯：人民幣國際化與資本賬戶開放(即人民幣可自由兌換美元)掛鉤、而資本賬戶開放又與中國外匯儲備掛鉤，可見，所謂的人民幣國際化實際上是與中國外匯儲備掛鉤。如果人民幣國際化需要以外匯儲備作為前提(當然還要人民幣可以自由兌換外匯的資本項目開放與之配合)，那么，我們需要反問：美元的國際化是跟什么掛鉤？是跟英鎊還是跟黃金掛鉤？今天美元持有者可以向美聯儲自由兌換黃金嗎？實際上，國際化的美元沒有跟任何實物和外匯掛鉤。正是由于美元沒有跟任何實物和外匯掛鉤，才實現了美元的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化。如果美元與黃金掛鉤，那么，美元國際化就是假象，實際上不是美元國際化，而是黃金作為世界貨幣的國際化，世界貨幣仍然是黃金本位制。因此，美元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化是從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開始的。美元與黃金脫鉤，同時，美國主導著全世界各類大宗商品交易(特別是原油交易)對美元的需求，才使得美元代替黃金成為美元紙幣本位制前提下的全球貨幣。
如果人民幣國際化是基于人民幣與美元的自由兌換、是基于3.2萬億外匯儲備，那么，人民幣國際化就是假象，本質上還是美元的國際化而非人民幣的國際化。再說，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值超過600萬億美元，企圖以基于3.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來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思路，當屬國際笑話。
其實，貨幣互換不應該視同為人民幣國際化。盡管人民幣與其它國家貨幣進行貨幣互換有利于規避匯率波動、便利于雙邊貿易和投資，值得積極推進，但與人民幣自由兌換無關、也與真正意義上的人民幣國際化無關。俄羅斯、韓國、巴西、伊朗都可以與中國以及其它國家互換貨幣，但是，這是否意味著盧布、韓元、巴西元和伊朗里亞爾的國際化呢？顯然不是。
貨幣國際化必須具備現實基礎和信用前提。目前，人民幣國際化依然缺乏自主創新的產業基礎、缺乏引導人民幣走向世界的全球金融網絡、缺乏為人民幣國際化保駕護航的全球軍事力量。一國貨幣的國際化不僅僅是一個貨幣使用本身的問題，而是一個經濟、政治、外交和軍事問題。簡單地說，貨幣到哪里，利益就到哪里，產業競爭力和軍事威懾力就應該輻射到哪里。那些拿著人民幣國際化“畫餅”來誘導資本項目自由兌換的做法是值得警惕的。在國內產業領域搞“洋躍進”，損失的只是某些產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搞“洋躍進”，損失的將是整個外匯儲備、乃至整個經濟。
誤區之三：資本項目自由兌換有利于實施“企業和個人走出去戰略”
中國有三大類企業：外資主導型企業、民資主導型企業和國資主導型企業。外資企業不存在“走出去戰略”問題，它們本身就是跨國資本，擁有強大的國際金融市場的支持。民營資本有“走出去”的想法，但普遍能力不足。中國民營企業總體上還處于數量多、規模相對較小、技術創新不足、缺少市場主導能力的階段。山寨和殺價是民營企業主要的競爭手段。因改革所形成的市場經濟初級階段的民營資本與因開放所來的市場經濟高級階段的國際壟斷資本，在中國本土展開了“非對稱經濟戰”。其結局沒有懸念：國內民營企業或被外資收購(如日化、食品、商業流通領域的諸多企業)；或到海外上市加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美元陣營，成為中國經濟的買辦力量(如新浪、百度、新東方等)；最后剩下的多是正在努力成為前者的民營企業，或者難免破產和逃債。中國民營企業生存狀況尚難言樂觀，更何來“走出去”的管理能力和經濟實力？因此，把資本項目自由化跟民營企業“走出去”拉扯在一起，說資本賬戶開放可以促進民營企業“走出去”，實在牽強附會。
人民幣自由兌換倒是有利于煤老板和地產商的資金以及其它灰色收入的資金“走出去”，并成為高盛、摩根、花旗、匯豐的私人理財客戶，但是，這一點恰恰是需要防范和限制的。
對于第三類國有資本而言，資本項目管制不僅沒有影響國有資本“走出去戰略”的實施，而且還有利于外匯儲備的集中使用，有利于保障國有資本開拓國際市場的資金需要，同時，也有利于中投等主權基金的投資運作。如果中國企業需要集中資金優勢與國際壟斷資本展開實力對等的國際競爭，那么，外匯資金必須集中使用，資本項目必須管制。
資本項目自由化主張為何集中出現？究竟是哪些力量希望中國徹底開放資本項目？
資本的特性在于運動，國際資本的特性在于通過跨國運動制造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實體經濟波動、資本市場波動和匯率利率波動來完成全球財富向資本強勢國家集中。其結果是瓜分資源、掠奪財富并形成國家之間的兩極分化。這正是南美洲、東南亞、中東對于美國和美元資本愛恨交加、恨大于愛的原因。資本沒有慈悲，資本需要波動、動亂甚至戰爭。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名言是：當巴黎街頭血流成河的時候，正是它們播種和收割的季節。
國際資本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已經完成了在華產業布局和主要產業核心環節的控制。2001年之后，跨國資本的目標開始升級為謀求金融機構控制、貨幣定價權(即人民幣匯率)控制和貨幣發行權控制。人民幣的持續被迫升值，吸引著更多的熱錢涌入中國，人民幣基礎貨幣被迫超量發行。在人民幣超量發行并引發通貨膨脹的壓力的情況下，央行并沒有向海外資本征稅以阻止垃圾美元狂潮，而是選擇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的方式維持貨幣供應量的表面數量平衡，其結果是，國內實體企業的流動資金被剝奪，陷入流動性窒息的狀態。從2008年初開始，民間資金年利率始終高居30%以上，海外資金只要把美元換成人民幣然后在民間放高利貸就可以輕松獲利。到目前為止，中國經濟的現實狀況是：一方面，跨國資本在人民幣單邊升值、房地產泡沫、民間利率飆升以及資本市場套利中大幅增值；另一方面，本土企業出口乏力、產業競爭力下降、人民幣購買力降低、資源和勞動力成本被動提高，人民幣顯現出嚴重高估的狀況。
截至2011年12月底，外匯占款余額是25.36萬億人民幣，而外匯儲備是3.18萬億人民幣，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是6.3009。如果按照6.3的匯率計算，那么，25.36萬億人民幣的外匯占款應該對應4.025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實際外匯儲備僅3.18萬億人民幣)，二者相差8453.96萬億美元(相當于5.32萬億人民幣的潛在虧損)。換句話說，只有人民幣貶值到7.9748的水平，外匯儲備和外匯占款余額才能平衡。顯然，人民幣存在貶值的內在需求。
當此中國經濟增長、貿易狀況、經濟結構、貧富差距開始走向惡化之時，人民幣貶值預期產生了，隨之資本項目自由化的呼聲開始集中爆發。美國參眾兩院、政府及其控制的世界銀行為什么如此一致地要求中國解除資本項目管制？
國際資本只有完成了二個階段的運動，才能完成對財富的轉移。國際資本以美元方式進入中國，換取了中國廉價的資源、廉價的股權和廉價的商品；相應地，中國形成了儲蓄和外匯儲備。這是國際資本運動的第一階段。然后，國際資本必須以某種方式進行一次反向運動，形成資本的回流，才能最終達到轉移中國財富的目的。國際資本在中國形成的本金和利潤需要自由地、快速地兌換成美元流到境外，這需要資本賬戶開放的配合。南美、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都是發生在國際資本運動的第二階段，即國際資本回流階段。
國際資本的大進大出，必然沖擊中國貨幣政策，導致外匯儲備和人民幣供應量的大起大落、進而導致人民幣匯率、資金利率、商品價格、資產價格和股市期市的大幅度波動。中國經濟一旦陷于極度不穩定之時，正是跨國資本洗劫中國儲蓄和外匯儲備之日。隨之而來的是企業倒閉、稅收驟降、赤字激增、通脹惡化。彼時，中國只有一條路可走：變賣最后的國有企業。在中國，儲蓄是經濟體的血液，外匯儲備是經濟體的肌肉，而國有企業是經濟體的骨架。當大量國企破產或遭變賣，中國經濟基礎即被國際資本的巧實力和軟實力摧毀。正就是為什么世界銀行要把國有企業私有化和資本項目開放放在同一個報告里。
世行的報告不乏閃光的建議和美好的祝愿，但是，綠葉和鮮花的堆積是為了掩蓋花籃下面的毒刺。
摩根大通曾經宣稱國際資本市場準備了10萬億美元伺機淹沒中國。如果沒有資本賬戶管制這一金融防線，不受黃金儲備約束、擁有絕對優勢的紙幣美元將打垮弱勢的人民幣，淹沒中國。
根據“三元悖論”理論，貨幣政策獨立性、匯率穩定性和資本賬戶完全開放三大目標，只能取其二而舍其一。中國應該如何“取舍”？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必須確保經濟自主獨立。經濟要自主獨立，貨幣政策必須自主獨立；沒有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就沒有中國經濟的自主性和獨立性。為此，在上述三大目標中，必須選擇和保證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并將其放在第一位。
中國的產業體系已經嚴重依賴于出口貿易，經濟增長和社會就業受制于出口狀況。盡管中央強調調整經濟結構，但是，經濟結構調整需要時間，也需要資本投入。為了完成經濟結構的平穩調整和產業體系的逐步升級，中國需要維持出口貿易的穩定。這就要求人民幣匯率必須相對穩定，不可大起大落。因此，從中國現實的經濟結構出發，必須選擇并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并通過執行嚴格的資本項目管制來確保匯率穩定。
為了有效地取得貨幣政策獨立和匯率穩定這二大目標，中國只能舍棄資本賬戶自由化，提高資本管制效力，才可控制國際資本流動對匯率穩定的沖擊，才能避免國際資本對中國貨幣供應總量和供應結構的干擾，才能保證中國經濟作為大國經濟體所應有的獨立自主與平穩發展。把規避管制的金融工具增多、資本管制效力下降作為“最終選擇”擴大資本項目開放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魔高一尺，應該道高一丈，而不該自毀長城。
（作者簡介：江涌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余云輝為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顧問、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