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萬億元：這是新近發布的截至5月中國廣義貨幣M2余額數據。近四年的貨幣數據，真是給人恍如隔世之感。國際金融危機之前40多萬億，兩年前60多萬億，現在90萬億，基數越來越高，增速如再不降下來，真要下個十年搞到200萬億不成？
2010年7月，我曾在本欄預測，未來兩年內M2余額有可能突破100萬億元，那時候對應的M2為67萬億元，看起來距離百萬億元還有一段距離。但是，隨著中國貨幣加速擴張趨勢再起，神奇的復利效應，居高難下的貨幣增速，眼看著100萬億廣義貨幣時代馬上就要到來。
在今年M2增速開始穩定在13%之際，伴隨著“穩增長”的需求，降準、降息，貨幣政策正在開始走向新一輪寬松。新增貸款漸漸開始超出預期。若下半年“寬貨幣、寬信貸”格局得以維持，那么M2同比增速勢必會再度升至17%以上。在90萬億的高基數之上，還維持如此快的增長速度，其后果殊難預料。
M2為什么對一個經濟體如此重要，其過度濫發何以必然會帶來十分嚴重的后果？說白了，就是為了維持一定經濟增長所需要對應的貨幣供應量，包括了現金、企業和個人的活期定期存款，是存量意義上的概念。既然是存量，自然不會無端消失掉，就會主要用于商品和服務的購買，增長速度超過GDP的話，自然會帶來大麻煩。
再回看最近五年，經歷了數輪中度性質的通脹之后，隨著貨幣規模的累積，惡性通脹的土壤正在不斷“變肥”。同時，資產泡沫早已經吹起多年。這一切根源性因素，本質上還是要追究到貨幣濫發的頭上。最近八年，房地產調控雖然每次都幾乎是“史上最嚴厲”，但卻每每帶來樓價創下新高的結果，這固然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原因，可直接原因還是各種既得利益群體的“不差錢”。
“貨幣是不能拿來開玩笑的，所以必須交給中央銀行。”這是貨幣主義大師米爾頓·弗里德曼在《貨幣的禍害》一書中闡述的道理。筆者認為，這句話，對眼下的中國金融格外切合。在十年貨幣總額翻幾番之際，央行顯然該要好好嚴肅地審視控制住貨幣發行速度的問題了。至少，短期內得抓緊要做兩件事情，一是把M2與GDP居高不下的比重降下來，二是疏通貨幣傳導機制，與社會各方就貨幣超發的現實達成一致意見。不然，后面的麻煩事只能是越積越多。
要將M2占GDP的過高比重降下來，當然首先必須對貨幣超發形成盡可能多的社會共識。很多人以GDP是流量概念，兩者不可比為由，否定M2與GDP之比的意義。但事實上，這一比例是當下衡量貨幣超發最實用簡單的指標，學理上完全可行。因為當一個經濟體正常運轉的時候，需要多少貨幣參與其中，流量與存量之間總會形成一個合適的比例。只要存量超出了流量的需要，就可以算是貨幣超發。只不過在這其中，還有個適度的問題。無疑，在當下中國M2與GDP之比已達180%以上的時候，貨幣超發不應該再有什么爭議。
減緩貨幣膨脹增量，必須要讓M2增速繼續降下來。大半年以來，GDP增速已不再是兩位數了，M2當然也就沒有理由再維持20%的高位，但實際上如今平均13%的增速依然不低，而且是如今的高基數。所以，在未來，這一速度完全可以繼續降至個位數。只要經濟效益提升，相關改革推進，完全可以擺脫依賴貨幣堆積的經濟增長。更不用說，這恰恰也是符合經濟轉型的需要。
再者，疏通貨幣傳導機制在當下顯得尤為迫切。現在，雖然貨幣總量依然在膨脹，但是宏觀經濟卻一直在收縮，這是什么緣故？根子就在以貨幣傳導機制為核心的金融管道不通暢。其中，占有控制性地位的國有銀行，在貸款往往只看是否是國企、地方政府的“身份”，而不太關注民企以及有好項目的好公司，致使海量的貨幣供應效率低下，難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如果不能打通民間與國有銀行的正常資金對接，中國經濟不可能有鮮活的創新動能，實現具有高質量的經濟增長。而這一切，就需要大力度的金融機制改革。但現在，我們看到的是重啟貨幣擴張態勢，對結構性的改革仍在繞著道走。這樣的局面不變，意味著把更大的麻煩留給明天
所謂“高手在民間”，通過政治經濟體制的變革，還機會和空間于民間，激發民營企業的實體經濟創造活力，才能夠最大限度地增加真實的商品和服務價值，逐步地讓超發的貨幣被實在的價值吸收。唯有如此，中國持續擴張的貨幣泡沫才能找到正解。而在此過程中，非得拿出非凡的勇氣治理貨幣泡沫，來個刮骨療毒般的結構調整不可。為使中國經濟贏得一個光明的未來，短期內的經濟陣痛，哪怕再劇烈，也必須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