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5月宏觀經濟數據延續了4月的疲軟態勢，工業增速雖有回升但增幅較小，如果考慮工作日因素(今年5月相比4月，多了兩個工作日)，則今年5月的工業實際增長很可能低于9%。不到10%的工業增長所對應的中國經濟增長，應該不高于7%。結合PPI的超預期回落，綜合分析來看，中國經濟確實整體偏冷。
面對自去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的不佳表現，一方面，一直以穩健而略顯從緊的貨幣政策已經開始有所松動，央行已經連續三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6月7日更是宣布了3年來的首次降息。另一方面，積極的財政政策也陸續出臺，高鐵投資再次啟動提速計劃，家電下鄉、汽車下鄉政策重啟，各類項目審批加快。廣東、廣西大鋼鐵基地項目的審批通過，“鐵公機”(鐵路公路機場)和“三鐵”(高鐵地鐵城鐵)項目陸續上馬。在對2008年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造成的嚴重后遺癥的質疑聲還沒過去的時候，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似乎又拉開帷幕，對此，國人理該保持足夠的警覺。
毋庸置疑，在目前的中國經濟形勢下，為了確保“穩增長”的大目標，貨幣適當放水和加快“十二五”項目的審批和建設是應該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眼下的投資無論如何必須把握住兩個原則：一是有利于經濟結構轉型，促進資源利用效率，鼓勵創新型產業發展；二是能促進民生，加快推進中西部地區和經濟落后地區的基礎建設項目，特別是民生項目的建設。而且，總的來說，我們仍需保持宏觀調控“穩中求進”的總基調，目前考慮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還為時尚早。
從短期看，上半年經濟減速，總需求回落是大背景，考慮到去年年底開始的信貸增加，以及上半年項目推進帶動的需求增加約有半年左右的時滯，預計下半年的有效需求會逐步回升。另外，5月CPI和PPI同比漲幅雙雙回落，加上國際油價下調、夏糧豐收、翹尾因素回落等因素，未來物價漲幅仍有一定的回落空間。這為進一步降息和降準留下了操作空間。畢竟經過此次降息調整后，一年期存款利率和貸款利率仍處于近三年來的高位。尤其是目前的準備金率20%，依然偏高。綜合來看，考慮到去年下半年GDP增速的低基數、近期政策逆周期疊加效應的釋放，以及未來的貨幣政策預期，經濟有望在下半年企穩回升，當前經濟增速的回落，我們認為仍處于可以接受的范圍，第二季度是全年經濟增長底部的概率較大。
從中長期看，經濟增速預期的適當下調，總需求的回落將拉低通脹水平，有利于加快經濟結構的調整。一邊實施擴張政策的同時，一邊積極推動中國經濟的轉型，特別是推動實業的重新振興，就成了當下的必然選擇。
但是，轉型知易行難，我們之前已失去不少機會，而要改變原有的路徑依賴非得有個長期的過程不可。我們已別無選擇。此時，不妨先從加緊調整心態做起。
近10年來，我國年均經濟增長速度維持在10%左右，高居世界首位；年均財政收入增長速度一直超過20%，有些年份甚至達到驚人的40%。這種“雙高”增長的局面，非常容易導致經濟“虛胖”。因此，今年“兩會”提出7.5%的經濟增長目標，不僅是在為過快經濟增長勢頭降溫，也在為我們近年來迷戀的發展觀念降溫。畢竟，未來中國能維持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長8%和財政收入增長10%的水平就實屬不易。我們不能沉迷于過去的業績，需要及時調整心態，以平常心對待經濟和財政收入的增長回落。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借助資金和技術的引進，依靠比較優勢和后發國家優勢，采取以低成本為主的競爭策略，在經濟領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2007年，中國GDP總量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三；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老二；在如虹的經濟增長氣勢下，許多人已經習慣了GDP和財政收入“雙高”增長的局面。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的是，2011年，我國人均GDP已經超過5000美元，北京、上海、廣東等發達地區人均GDP已經超過10000美元，已接近或進入中等發達國家收入水平，而從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來看，在這一經濟結構轉型時期，由于資源優勢、比較優勢和后發優勢逐漸弱化，而以創新為主的內驅型經濟增長模式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經濟增長速度下滑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經濟增長速度的適當降低，為經濟結構轉型和產業升級提供了良好契機。如果在這時著急推行經濟刺激計劃，由于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受限，盲目加大投資只會進一步加劇產能過剩，或推高通脹，而無益于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
近十年來我國財政收入連年超經濟增長，這一方面得益于房地產市場的快速發展和房價的飆升，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征管措施的不斷完善和陸續出臺的增稅政策。去年以來出現的財政收入增速下滑，既有房地產市場調控的原因，也有經濟增長趨緩、價格漲幅回落、企業利潤下降的原因，更是“結構性減稅”政策的預期結果。樓市的紅利也許還有得吃，但瘋狂饕餮的可能性則不再有了。據有關模型測算，中國樓市在未來三至五年內都將處于供大于求的環境中，兩三年內甚至可能積壓2億平方米以上的住宅，而進入到2020年后，住宅的需求將從增長進入下滑，樓市將成為夕陽產業，中國的房地產已正式進入下半場。稅收方面，“結構性減稅”已是我國中期財政政策的必然選擇，如果政府繼續期望于稅收的高速增長，給稅務機關下達高速增長的指令性任務計劃，帶來的最終結果只能是“明減暗增”的尷尬局面，企業減負的愿望無從談起，“結構性減稅”政策的效果將大打折扣。
（作者趙曉系北京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陳金保系經濟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