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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降息，意味著總需求疲軟已經到了需要加大貨幣政策作用“劑量”的時候，而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充分回落和外匯占款的下降也解除了掣肘降息空間的顧慮。
事實上，6月9日公布的5月份宏觀經濟數據也證實了這一點，而且前瞻性指標預示著未來我國經濟轉入通縮的概率在增大，需要上述逆周期的貨幣政策進行強力干預。外需方面，5月份美國非農就業數據低于預期50%，3月份、4月份這一指標的數值也大幅度向下修正，同時機構也下調了今年后幾個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這預示著美國經濟復蘇基礎很脆弱，未來“下行風險增大”將取代之前的“穩步回暖”；歐債危機已經擴展到西班牙、意大利等核心國家，國際避險資金流出這些國家的跡象很明顯，信貸緊縮和財政經濟緊縮將出現交替，外需對我國經濟的負面沖擊加劇成為大概率事件。再看投資，與經濟增速最密切的指標——工業增加值增速連續兩個月低于10%，發電量同比增速連續兩個月處于低位，中國采購經理指數（PMI）和匯豐PMI結束了此前“一高一低”的走勢，前者回落至枯榮界而后者連續七個月位于枯榮界之下，意味著國內投資主體仍舊處于去庫存階段，投資意愿不足，再考慮到土地購置和房地產新開工連續負增長，未來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將下降到20%以內。消費方面，此前一直較為穩定的消費也出現回調跡象，今年前五個月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單月同比平均增幅創2007年以來的新低，消費保持穩定增長的難度比較大。
在繼續下調存款準備金以鼓勵銀行增加流動性供應和防范“惜貸”的同時，降息主要為了降低投資資金的價格，增加投資主體的利潤空間和投資意愿。同時，近期中央預算內突擊審批通過了700多個投資項目，項目安排主要向保障性住房、基礎設施、戰略性新型產業傾斜，體現了國家“穩增長”與“調結構”協同推進的良苦用心，畢竟國家“十二五”規劃以調整結構為主線。但是，近年來一直強調的調結構在體制上突破的成效不明顯，例如提振消費所必需的打破壟斷、培育消費增長的公共服務環境和完善社會保障等體制改革；針對提振民間投資所需的要素價格改革、民間融資體系建立和降低高利潤行業準入門檻等；針對戰略性新型產業實質性啟動需要的不僅是梳理技術進步流程，更需要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而政府主導和擴張對效率改進的進展很慢。因此，調結構短期內難有成效，并且與緩解短期內經濟快速下滑相沖突，傳統的政府投資擴張的模式是最為便捷和有效的途徑，近期中央預算內投資項目的加速啟動也體現了這一思路。
基于當前仍舊在消化2009年“4萬億”所產生的高通脹、高房價、產能過剩等后遺癥，近年來國家對投資項目審批（例如對“兩高一剩”投資的控制）的把控較為嚴格。但是，在“穩增長”相對于“調結構”和“控通脹”地位上升的背景下，近期新增的投資項目需要地方政府落實土地、資金和配套項目，而2013年預算內投資項目目前已經申報開始，各地方正在樂此不疲地謀劃和包裝2013年的項目，以期能夠掛靠“穩增長”而順利通過，投資的沖動和饑渴癥照舊，于是這種把控的微妙松動是必然的。目前，由于商業銀行信貸融資對于以土地為償債保障的地方融資平臺已經關閉，而房地產市場調控對于房地產地方相關稅收和土地出讓金的影響非常嚴重，這種把控的適當松動需要對房地產調控做事實上的放松。因此，盡管以限購、限貸為主的調控政策仍會堅持，但政策見底是不爭的事實，而且管理層對于地方微調和打擦邊球的容忍度在微妙地上升。調控政策見底和微調不僅決定了房地產市場已經見底和即將回升，而且會扭轉市場預期。從購房者的角度看，既然政策已經見底，持幣待購者和觀望者會加速入市，成交量將在“紅5月”的基礎上持續回升，而成交量提升一定會左右預期并拉動房價上漲，這與股票市場上“量增價漲”的原理是一致的。
限購、限貸對房價的影響毫無疑問，但這是以市場流動性穩定為前提的。2011年以來調控績效顯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貨幣投放受到了嚴格控制，甚至在2011年下半年到了貨幣緊縮的狀態。2002年至2011年的10年是我國主要城市房價快速上漲的10年，這一期間M2的年均同比增幅達到18.1%，是近20年來的最高水平。房價上漲最快的2010年至2011年這兩年，與2009年至2010年年均高達23.7%的M2投放密切相關。基于緩沖經濟下滑的匆忙降息拉開了新一輪降息周期的大序幕，再考慮到存款準備金下調空間還很大，加上國家財政支出力度加大，全社會整體的宏觀資金面在量價上均進入新一輪寬松期，流動性增加會部分抵消限購、限貸政策的積極作用。高杠桿的行業將全面受益，房地產行業將首當其沖。目前，在售和即將入市的項目大多為2009年那一輪房地產上漲時期拿地所建，這些項目的土地、建筑安裝、人工和財務等成本均比較高，特別是地價在那一時期創歷史之最，開發商降價的積極性很低。為緩解資金壓力，開發商“以價換量”的務實銷售策略已堅持了幾個月。隨著資金面的全面回暖，我們認為開發商的這一策略將會調整。
本輪刺激政策的大環境與2009年不同。國內消費、民間投資和新型產業難以充當新一輪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國外債務緊縮將引發較長時期的外需緊縮，國內以基礎設施為主的固定資產投資過剩將引發投資緊縮，再考慮到人口紅利的不斷衰減，我國未來若干年內經濟增長水平的中樞將下移。應對潛在增長率下降，需要進行結構性改革，如降低壟斷，增加競爭，以提高全要素生產效率。在改善全要素生產效率特別艱難或攻堅階段，傳統的需求管理政策即使在短期內能夠緩沖經濟下滑，但更多的副產品是總需求超過總供給、通脹壓力、對消費和民間投資的擠出、產能過剩加劇，趨利性投資資金更多地將投向房地產和資本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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