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宏觀經濟數據的最大亮點之一是民間投資的高增長。數據顯示，前5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6.7%，占固定資產投資比重達到六成，民間投資正在穩定中國經濟增長中扮演愈發重要的角色。
今年2月國務院明確了今年上半年制定出臺民間投資實施細則的時限要求，進入5月，衛生部、鐵道部、國資委等多部委、特設機構連續出臺民資進入各領域的細則。此后為準確反映民間投資的進展和分布情況，國家統計局于2012年初制定了《關于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定義和統計范圍的規定》，并從2012年5月開始按月發布民間固定資產投資數據。種種跡象表明，政府推動型投資向民間自主投資的轉變將進一步加快，民資正在進入發展的“快車道”。
表面上看，如何盡快恢復經濟內生性，培育政府投資的接棒者，以減少未來政策調整帶來的震蕩需要民間投資在穩定經濟增長扮演主角。然而，根本而言，對待民資態度的實質是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和角色如何界定的問題，而這也對中國未來長遠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實際上，全球金融危機似乎讓各國出現了方向性的誤判：2008年金融危機之初，各國政府彈藥比較充足并普遍實施了大規模的凱恩斯式擴張。發達國家政府試圖通過擴大其資產負債表，向金融、居民與企業部門提供刺激來減輕財富縮水的沖擊，進而控制去杠桿化的速度，私人部門的資產負債轉移至政府部門，以政府部門的“杠桿化”抵消民間部門“去杠桿化”。
但事實證明，政府驅動型復蘇只會使政府負債更上一層，使其危機調控能力更降一層。由于大規模刺激經濟，發達國家政府財政開始虧空，債務不斷飆升。截至2011年，全球債務已經超40萬億美元。與歐美國家相對較高的公共債務負擔率相比，中國公共債務比率盡管還處于較低水平，但在此次反危機的政府干預之下，公共債務負擔率也上升很快，政府擴張刺激經濟的“政策后遺癥”風險至今還在發酵。
多年來，民間投資的發展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管制，如投資管制、融資管制、稅收管制、體制管制等等，這使得我國民間投資發展較為緩慢，民間投資效率也比較低。而今“非公36條”意味著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區，產權配屬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正在被提上議事日程。不過，由于既有的資源壟斷已經成為相當固化的權力體系，民資能否真正獲得公平準入，并與國資公平競爭還未可知。
歸根結底，政府主導型經濟刺激從來都不是阻止危機的“緩沖帶”，培育經濟內生動力才是關鍵。要真正把鼓勵和促進民間投資落到實處，不僅是短期的政策松綁，最根本的是要建立一套鼓勵、促進和保護民間投資的全面的制度安排。配合放松投資管制、建立民間金融機制、降低稅率等措施，要盡快制定“民間投資促進法”，把政府各部門的規章上升為國家法律，為打破民間投資準入限制、實現民間資本的投資自由化，提供有力的法律制度保障。
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經濟反哺，而是打破壟斷，制度保障的經濟自由、產權自由和流動自由等，讓更多的要素流動起來。相信“穩增長新政”松綁的不僅僅是民間資本，也是政府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