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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5月經濟數據顯示，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僅上漲3.0%，不僅連續3個月持續下跌，更創下23個月新低；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同比下降1.4%，不僅連續3個月負增長，更創下30個月新低。上述數據明確昭示，我國經濟已進入通縮窘境。
CPI從去年平均5.4%的高位，下滑至今年前五個月平均3.5%的合理區位（新興經濟體），固然有值得欣喜之處，這表明我國經濟短期內已告別通脹。但當下CPI和PPI如此急速且呈連續下滑的態勢，則表明我國經濟的通脹“舊憂”剛去，通縮“新憂”又來，而如果通縮久久揮之不去，則極可能形成與經濟衰退強烈的負循環——經濟衰退，導致通縮嚴重，而通縮嚴重會進一步加速經濟衰退。
那么，應如何解當下“通脹”之憂，以免經濟陷入通縮與衰退的負循環之中呢？對此，反周期操作一直是我國宏觀調控的殺手锏，亦即是說，在通脹苗頭出現時，進行貨幣緊縮和投資壓縮，在通縮苗頭出現時，進行貨幣寬松和投資刺激。
那么，在我國經濟通縮苗頭已然出現之當下，再度啟動的貨幣寬松和投資刺激，似乎切合反周期操作理念。遵循這一邏輯，我們似乎應理解，在持續一年半（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底）的貨幣緊縮之后我國于2011年底迅速轉向為貨幣寬松、連續3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并于6月8日啟動三年半以來的首次降息的緣由。我們似乎同樣應理解，在地方債務總額高達逾10萬億元、銀行隱性壞賬大幅遞增之下，我國當下再度啟動大規模投資刺激政策的緣由。
但是，再次啟動的反周期操作，能解我國當下“通縮”之憂嗎？
有關的負面參照是上一輪反周期操作的“短效長痛”。2008年，我國遭遇美國次貸危機沖擊，CPI從該年上半年的7.9%急速下滑至下半年的4%左右，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從2007年的11.9%跌至2008年的9%。面對如此險境，僅2008年最后四個月，當局即連續4次分別下調存準率和利率；與此同時，4萬億元的中央直接投資、各地逾10萬億元的地方投資亦迅速啟動。
受此貨幣寬松和投資刺激的影響，我國經濟迅速反彈，CPI在2009年處于-0.7%的低位，2010年回升至3.3%，GDP增速更在2009年的8.7%之后躍升至2010年的10.3%。但是，在取得為期僅2年的“短效”之后，我國經濟隨即陷入“長痛”之中：2010年下半年至2011年底通脹高企，天量投資所引發的巨額債務至今無法消解。
實際上，2008年實施的反周期操作，很大程度上是當下“通縮”的淵藪所在。在經濟體制未能有效改革、內生動力未能有效激發之下，過度依賴寬松貨幣政策和投資刺激，必會立即引發通脹高企、投資低效等副作用。若對此再行反周期操作，則又會“按下葫蘆浮起瓢”，通縮和衰退隨之而來。在我國經濟面臨通縮之當下，新一輪已然啟動的反周期操作，有必要充分吸取前車之鑒，而不能再走過于依賴寬松貨幣政策和投資刺激的老路。
實際上，反周期操作僅可收短期刺激之效（亦可能積累風險），而惟有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才能真正激發我國經濟的內生動力，才是解我國當下“通縮”之憂、防止經濟持續惡化的根本選擇。
相關的正面參照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應對“通縮”的系統實踐。其時，面對GDP增速由1996年的10%下滑至1997年的9.3%、CPI由1996年的8.3%跳落至1997年的2.8%的困境，1998年存準率下調了5個百分點并連續三次降息，有關方面全面啟動了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這一次反周期操作之所以成功，并最終迎來其后長達7年的高增長、低通脹的美好時期，根本原因在于其時全面啟動了經濟體制改革，國企改革、銀行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乃至醫療改革均在此階段陸續展開，由此全面激活了我國經濟的內生動力。
當然，十幾年前應對通縮和衰退的路徑選擇，當下已不具備復制的可行性，部分更有進行修正的必要。但是，其時應對通縮和衰退的根本理念，當下仍有借鑒和深思的必要，那就是：反周期操作僅是解“通縮”之憂的相對次要條件，而結構性的、市場化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才是絕對充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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