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經形成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對外開放格局。一方面，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會通過各種渠道影響國內經濟；另一方面，世界經濟也離不開中國，世界經濟增長、國際貨幣金融穩定、全球貿易平衡都必須考慮中國因素。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全球經濟格局深刻變化，我們需深入研究國際經濟環境與我國對外經濟戰略。
雖然國際經濟秩序存在不合理之處，但各國經濟相互依賴的格局客觀上要求國際經濟往來盡可能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基礎上。經濟全球化為我國經濟提供了市場以及資本、技術等稀缺要素，各種要素組合形成生產力，在短期內顯著提高了我國經濟發展水平。
國際貿易。我國出口長期保持快速增長，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同時，出口結構不斷優化，附加值不斷提高，傳統勞動力比較優勢得到發揮，新的比較優勢不斷形成。進口快速增長，大量國內短缺的技術設備、中間產品以及能源礦產資源產品輸入，支持了國內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
國際投資。引進外資對我國經濟增長起到了積極作用。國外資本、技術、市場與我國勞動力優勢相結合，釋放出巨大的生產制造能力，有效提高了我國在全球分工格局中的地位，拉動了經濟增長，緩解了國內就業壓力。
國際金融。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以來，在國際金融領域并無一個成文的、規制性的制度體系，開放競爭是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基本特征。美元的地位并非法律授予，包括人民幣在內的各種貨幣都可以通過競爭提高國際地位。國際貨幣體系并不排斥匯率管制和匯率干預，各國擁有較為完整的匯率主權，可以根據自身實際靈活調節資本項目開放。在金融市場開放方面，我國實行金融審慎監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外資金融機構市場份額的過度膨脹。
國際合作。發達經濟體主導國際合作的能力大大下降。多邊合作框架基本穩定，各種區域及雙邊合作蓬勃發展。我國可以在相對穩定的國際合作框架下，繼續采取類似增加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投票權的方式，追求在多邊機構中權力份額的逐步提高，同時在雙邊區域合作領域尋求更大突破。
我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后來參與者，有著特殊的歷史文化和現實國情，在一些方面與目前的國際經濟環境存在矛盾。在發展方向方面，我國更多是順應經濟全球化的要求，很少能夠按照本國利益改變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方向。在利益分配方面，經濟全球化的主導國家是最大贏家，它們一方面通過傳統貿易和投資渠道獲取可觀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通過對國際金融領域的控制，以表面上合理、文明的方式攫取財富。
國際貿易領域的歧視和盤剝依然存在。一些國家視我國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在高技術產品、軍工產品出口方面對我國實施嚴格限制。國際能源礦產資源產品貿易存在的寡頭壟斷局面，嚴重損害我國貿易利益。在我國具有競爭優勢的商品出口領域，貿易糾紛不斷，一些跨國公司通過對供應鏈的控制左右價格。
資本流入與流出之間存在明顯利差。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國高額貿易順差局面，主要原因在于我國通過生產環節積累起來的外匯資產經過投資渠道回流到發達經濟體。在此過程中，發達經濟體投資我國的資產收益率遠高于我國外匯儲備對發達國家主權債務的投資收益率，發達國家就此實現“體內損失體外補”。隨著歐美國家債務危機的發展深化，各種債務硬性違約和通貨貶值等軟性違約的發生在所難免，我國通過生產環節積累起來的財富存在通過金融渠道流失的風險。
對外直接資本輸出受到諸多限制。對外資本輸出是抑制進口能源礦產資源產品價格大幅波動、避免外匯資產實際價值損失、改變中外經濟關系格局的關鍵環節。有關國家恰恰在這一領域對我實施各種限制。其策略是：限制主權財富基金的活動；加強對來自中國的投資并購的審核；吸引中國資本以間接投資方式被納入其資本集團；制造“新殖民主義”國際輿論，甚至通過戰爭手段改變國際關系格局，破壞中國資本在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優勢。
國際金融領域權力重新分配進程過于遲緩。按照目前我國在IMF等機構份額增加的節奏，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國不可能獲得與國家經濟實力相對應的權力。發達國家不斷要求中國承擔義務，如購買IMF債券、加入歐洲金融穩定基金等，但不打算在權力框架方面作出實質性讓步。
圍繞氣候變化等議題試圖讓我國承擔超過我國發展階段的責任。發達國家以及一些國外非政府組織避而不談傳統工業化國家在碳排放存量方面的歷史責任，要求我國承擔過多義務。與此同時，又在風能、太陽能等節能環保產品貿易領域設置新的貿易壁壘，試圖阻礙我國相關產業進一步做大做強。
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判斷外部經濟環境是否適合的基本依據是看其是否有利于國內經濟發展。對于對外經濟交往中的某些重大失衡，如果其在一定時期有利于提高我國絕大多數人口的生活水平，有利于解決國內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則應在一定范圍內承受。
國際貿易領域。我國應積極提倡自由貿易，盡量利用國際治理方面的現有安排維護我國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應該享有的利益和權利。著力倡議消除能源礦產資源產品貿易領域的國際壟斷，推動這一領域貿易的市場化和自由化，通過長期貿易協議鎖定供貨關系；通過逆周期市場操作建立更大規模儲備；將資本輸出與原料輸入更緊密地結合起來，通過控制所有權保證獲得權，減少價格波動風險。
國際直接投資領域。穩定現有利用外資政策基本框架，發揮國內區域間要素成本差異優勢，引導外資存量在境內實現梯度轉移，盡可能延長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生命周期。在增量外資方面，實現利用外資重點從量到質的轉變，引導制造業外商投資結構升級，積極穩妥承接國際服務業轉移，提高服務業對外開放水平，建立健全基于國民待遇的內外資法律法規體系，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同時，積極擴大對外直接投資，鼓勵金融機構支持境外投資項目。
國際金融領域。支持以特別提款權為樣板創設超主權儲備貨幣。積極推進人民幣的區域化國際化，采取貨幣互換承諾等手段支持中小國家貨幣與人民幣掛鉤。與IMF、世界銀行等機構開展更為廣泛深入的合作，擴大我國持有的股權。大力推進各種類型的對外直接和間接融資。建立一到兩家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官方國際開發性金融機構。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支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可持續發展。支持全球主要金融中心開展人民幣離岸業務。繼續完善審慎金融監管，有效管理境內外資金融機構。
國際合作領域。在全球多邊機制中，尊重聯合國系統的傳統機構。區域性合作應成為我國參與構建國際經濟秩序的重點：一方面，采取積極進取的態度，不排斥新的倡議；另一方面，堅持我國在相關機制中擁有與經濟實力相稱的地位，反對某些國家“搭好架子、再邀請中國參加”的做法。
宏觀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全球主要經濟板塊之間的宏觀政策協調不會取得值得關注的進展。我國應圍繞對外經濟失衡的焦點問題，根據具體需要自主確定解決進程。綜合采取多種政策工具，爭取“十二五”期間自主實現經常項目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實現資本項目國際收支逆差，逐步降低官方持有的外匯儲備。明確主張主要經濟體遵守類似馬約的赤字率、債務負擔率等財政紀律，主要貨幣發行國遵守貨幣紀律和貨幣政策規則，防范發達國家通過軟違約方式掠奪我存量財富的風險。抓住發達國家債務危機契機，要求債務國向債權國提供更為寬松的投資環境、貿易環境，建立基于實際購買力或實際資產的債務抵押擔保機制。大幅提升財政穩健、貨幣穩健的國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
總之，目前的國際經濟環境與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經濟體制基本適應，在主要領域不存在尖銳沖突。同時也應看到，現有國際經濟體系不是按照我國的利益和意愿塑造的，沒有為接受中國這樣規模龐大的經濟體做好準備。中國與外部世界的內在矛盾在于，原來的主導國家并沒有打算按照他們標榜的開放、自由、競爭原則，順應相對經濟實力地位的此消彼長讓渡國際權利。因此，在未來相當長時期，我國應采取的戰略仍然是在現有國際經濟制度基本框架內強調平等、開放、競爭的基本原則，憑借自身經濟實力的增長逐步增強在各領域的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