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城鎮化步伐加快，我國耕地、水等農業生產基本資源短缺矛盾突出，農業環境污染問題加重。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確保主要農產品穩定供給，需要抓住機遇，加快實施農業“走出去”戰略。
依靠現有農業生產資源只能滿足我國農產品的有限供給，實施農業“走出去”戰略勢在必行、大有可為。
我國糧食生產呈現四個趨勢。一是雖然我國糧食生產實現“八連增”，農民人均純收入連續多年較快增長，但農業發展仍然存在許多矛盾和問題。實踐表明，農業科技沒有突破性創新，糧食增產潛力有限。二是糧食供求由總量平衡、豐年有余到緊平衡，這一趨勢將長期持續下去。據預測，到2020年，糧食需求總量將達到5725億公斤，糧食產量增長難以滿足消費需求增長的需要。三是我國由農產品出口大國向進口大國轉變，農產品的國際依賴程度不斷提高。2010年我國大豆進口5480萬噸，與上一年相比增長28.8%；小麥進口120萬噸，增幅為36%。四是外資在我國種子產業份額中不斷擴大，并由蔬菜、花卉向糧食擴展。
我國農業生產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條件已經成熟。2004年以來，我國農產品進出口貿易一直處于逆差狀態，且逆差呈現明顯擴大態勢。2009年、2010年、2011年我國進口大豆分別為4255萬噸、5480萬噸、5264萬噸，按照目前我國大豆平均單產120公斤計算，相當于每年利用4.2億畝的國外耕地等農業資源；再加上植物油、棉花、食糖、大麥、橡膠、劍麻等植物類農產品進口，相當于每年至少利用9億畝的國外耕地和水資源，相當于我國總播種面積的1/3。
海外農業開發成為國際競爭的熱點。農業資源的國際合作開發，無論對土地資源稀缺的國家還是對土地資源閑置的國家都有吸引力，如日本、韓國、沙特、科威特等國，土地資源有限，難以自主保障糧食需求，很早就開始到海外購買或租賃土地，滿足本國市場需求。日本海外農田面積3倍于國內；韓國在海外經營的農田面積近200萬公頃，超過其國內農田面積；海灣國家近年來在非洲、東南亞、中亞和歐洲多個國家達成磋商租地、購地協議；印度專門修改法律支持海外農業；一些國際金融機構紛紛加入海外農業開發行列。
近些年，我國農業“走出去”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總體上看投資較少、規模較小、布局較散，缺乏國家主導的大行動。加快實施農業“走出去”戰略，應注意做好以下工作。
把豆、棉、糖、膠等我國短缺的農產品作為農業“走出去”的重點。我國豆、棉、糖、膠等農產品國際依賴程度較高，應把這些短缺農產品作為“走出去”的重點。目前，我國耕地資源剛性減少，跨國集團在我國農業產業領域的份額逐漸擴大，已影響我國重要農產品供給和總體物價水平，農業產業安全受到威脅。如果豆、棉、糖、膠，甚至玉米等重要農產品價格話語權不掌握在我們手中，農業產業安全難以保障。
選好目標國家，采取“打包”方式簽訂政府間協議。選擇政治穩定、投資環境好的國家作為投資目標國。購買、租用土地用來種植豆、棉、糖、膠等作物，不僅可以保障我國市場需求，而且對東道國解決農產品供應、就業、出口創匯等具有重要作用，這是雙贏互補的合作。目前，我國在國外的投資項目比較分散，涉及援外項目、礦產、石油、進出口信貸、種植業、畜牧業、林業、紡織業等，如果出現風險，政府難以顧及每一個企業。所以，我國應采取“打包”方式與相關國家簽訂政府間協議，并加強協調，統一使用談判籌碼。為固定關系、互惠互利，對開展合作比較成熟的國家，可以適時開展自貿區談判，降低政治風險。
創新投資方式。一方面在東道國租地、買地、種地，建基地、搞實業；另一方面積極進行資本運作，開展合資、參股、收購，建立收購、倉儲、加工、運輸體系，控制進出口渠道和定價權，降低租賃、購買土地的敏感性和投資風險。二者并舉，不可偏廢。
有針對性地培育農業“走出去”企業。農業“走出去”投資大、風險多，需要專業人才，而我國的農業企業大都不具備這樣的實力。應利用國家外匯儲備充足的有利條件，有針對性地培育一些中央企業、農墾企業作為境外農業投資的“主力軍”，充分發揮其在農業耕作技術、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技術優勢和經驗。同時，引導非公有制企業和中小企業開展境外投資合作，發揮其經營靈活的優勢。應大力培養外圍服務企業和專業人才，以投資顧問公司、律師事務所、會計公司、公關公司、獵頭公司的形式，招攬、組織當地人才、華人華僑以及有駐外經驗的人員為我國境外投資企業服務。
設立專門機構協調農業“走出去”工作。農業“走出去”工作涉及國務院14個部門和金融機構。為保障協調的有效性和及時性，應在現有“走出去”部際聯席會議機制基礎上，進一步加強領導協調。一是設立常設性的協調機構；二是加強我駐重點國家使領館的人力投入；三是建立類似仲裁委員會的帶有強制性和影響力的機制，防止我國企業在境外惡性競爭影響國家整體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