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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這些年，國內消費不足常被人們提起。消費被公認是與出口、投資相并列的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之一，可只要出口、投資這兩駕馬車仍能順暢運行，就很少有人愿意強調這第三駕馬車的重要作用。當絕大多數政策與制度形成一種“出口、投資就是行”的慣性，要想提起“內需重要”這個問題，就必然面臨諸多制度障礙與觀念樊籬。
　　首先，從當前出口、外貿和消費三者的關系看，過去三十多年所形成的一系列差別化的招商引資、財稅、融資、產業政策等已運轉得非常有效。可以想象，在此基礎上，絕大多數企業老總重視出口不重視內銷、政府重視外資與國有企業而不重視民營企業的局面，還將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而國內的消費要想在短期內啟動并對經濟增長發揮較大作用，恐怕尚需時日。
　　從招商引資的角度看，國有企業、外資企業由于財大氣粗，對地方經濟的GDP和就業貢獻大，所以往往受到全國各地省市政府的青睞，地方政府拿出各種優惠政策來吸引其投資，而民營企業、小微企業沒有這些優勢，卻面臨著用地、經營、稅收等方面無優惠的待遇。從企業融資角度看，外資企業有外國資本作為融資擔保，國有企業有國有銀行作為融資后盾，可民營企業多年來一直面臨的融資難問題，目前還未完全解決。而現有的出口退稅政策，是鼓勵企業出口產品到國際市場，而不是同等重要地滿足國內市場需要。其結果是，國內消費很難真正扮演與出口、投資同等重要的作用，所謂擴大內需也就面臨著很多挑戰。
　　其次，當前國內的邊際消費傾向，與發達國家甚至發展中國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近年來，我國消費占GDP的比重一直維持在47%～49%之間，遠低于發達國家70%～90%的比重，也低于很多發展中國家平均55%～75%的消費水平。我們更關注的是，哪些具體的制度因素在制約著我國的消費增長格局？
　　（1）從農民這一消費主體的角度看，我國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尚未完全解決，在此基礎上派生出的人口流動政策、城市化政策，只是部分解決了一部分農村人口的收入增長問題，也遠未解決這部分農村人口的消費能力問題。經濟發展進程中常見的由人口向城市的自由遷移所帶來的城市化率攀升以及消費能力的巨大提高，在中國也只是得到了有限釋放。
　　（2）從現有社會保障制度看，當初國家給予城市人口社會保障的同時，卻忽略了農村人的社會保障問題，后來建設了另一套專門的新農村合作醫療社會保障體制。可這卻固化了本已存在多年的城鄉二元結構，為將來建設城鄉統籌、相互統一的社會保障體制帶來了很多麻煩。對那些常年在外打工的農民工來說，這種跨地區報銷、看病網絡很難順暢貫通的新農合，很難真正發揮作用。即使收入不斷提高，農民也不敢輕易消費。
　　（3）從農民養老看，年輕子女紛紛考學進城或進城務工。他們難以逃脫為父母養老送終的義務，但遠水不解近渴的憂慮仍是很多父母心頭的痛。加之目前我國農村養老機構發展相對落后，僅有的養老服務價格較高，恐怕也是影響農民以及子女消費能力提升的一個重要原因。
　　（4）從城市居民這一消費主體的角度看，日益高漲的出行、教育、看病、養老等支出，也日益成為制約城市人口消費的重要因素。拿教育制度來說，現在全國絕大多數城市教育資源都按照戶籍人口進行配置，戶籍人口大多集中在城市中心區，優質教育資源就基本上配置在市中心。可是，近年來郊區得到了很快發展，外來人口大量導入，不少戶籍人口也人戶分離，而教育資源配置卻大大落后于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的速度，難以較好滿足城市居民不斷增長的教育需求。于是，擇校費、走讀費，對優質教育資源的角逐，抬高了每一個家庭教育支出的長遠預期，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城市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
　　（5）從城市醫療、養老和社會保障制度的角度看，現在的基本醫療社保體系，只覆蓋一些小病或不太大的病，而并不包含各種大病重病的醫療保障。對于一般的家庭而言，一旦居民患了大病重病，很可能就威脅到整個家庭的生活。盡管在一些地方，部分家庭可以通過補充保險或集資解決這個問題，但這也恰好說明它仍是阻礙城市居民家庭消費的最大因素之一。
　　（6）從我國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提供制度來看，目前，這些產品和服務的提供大多已采取市場化的改革。按理，每個市民都是納稅人，應免費或低價享受各種城市公共基礎設施與服務。可是，在這些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被市場化——特別是壟斷供給之后，市民沒有討價還價的能力。雖然大家會經常看到各種各樣的價格聽證會，但各地水價、電價、煤氣價等，總會在合理調節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或資源價格的名義下上漲。很顯然，在成本支出追跑如此之快的情況下，市民哪里還敢貿然擴大自己的消費？
　　（7）如果僅從消費領域看，也存在著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比如由于目前我國大陸進口關稅和消費稅制度與境外存在著較大差異，我國大陸一部分奢侈品消費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相反，很多人卻在境外實現相應消費。據估計，中國人每年在境外完成的奢侈品消費金額數倍于境內市場銷售。筆者以為，主要原因恐怕與進口關稅過高、消費稅過高存在很大關系。據了解，目前，高檔奢侈品要進入我國大陸市場，一般要交納6%~18%的進口關稅、17%的增值稅以及30%的消費稅，這樣的話，一件奢侈品進口到大陸市場的成本加成就要達到約80%于CIF（編者注：成本加保險費加運費）的水平。其就必然導致同樣奢侈品的價格約高于法國72%，比美國高51%，比中國香港高45%的基本事實。
　　以上所列的阻礙我國城鄉居民消費增長的制度障礙可能還很不完全，筆者的分析也可能不完全準確，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如果我們不認真梳理并逐步清除阻礙我國城鄉居民消費增長的制度障礙，擴大內需、促進消費總會流于形式。
　　可喜的是，5月23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就提到了穩增長的諸多改革舉措，如落實企業減稅、金融支持實體經濟、擴大內需、促進消費、擴大節能產品惠民工程、落實重大項目、鼓勵民間投資、穩定出口、落實惠農富農政策、嚴格實施房地產市場調控等。從這些政策涉及的內容可見，擴大內需、促進消費顯然是重點。可想見，與此相關的制度措施也將逐步出臺，對此，筆者期待它們能夠早日得到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