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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結束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有這樣一項成果：“中方承諾穩步提高國有企業紅利上繳比例，增加上繳利潤的國企數量。”為什么中國提高國有企業紅利上繳比例，要向美國作出承諾？
一個時期以來，中國國有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屢屢受挫，并已成為美國國內各利益集團重點攻擊的目標。美方要求中國國有企業提高紅利上繳比例，是因為在他們看來，中國的國企與政府、銀行的關系密切，不僅可以較低利率優先獲得銀行資金，而且，在需要時還可以獲得政府的大量資金注入，這對于美國企業構成了不公平競爭關系。
中國政府的承諾是希望表明，中國的國企并不等價于“國家資本主義”，并淡化國企與政府之間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為國有企業“走出去”營造更為寬松的國際環境。
自上世紀90年代，經過“抓大放小”、“減員增效”等一系列改革，國企逐步集中于具有自然壟斷和規模經濟特征的行業，其營利水平大大提升。但自1994年財稅體制改革到2006年財政部編制《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管理條例》，國有企業未向作為其最大出資人的國家分過“紅”。
2005年10月，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處的專家在一篇題為《國有企業分紅：分多少？分給誰？》的報告中指出，中國國有企業的利潤應當向國家分紅。在當時，該報告將國有企業重新恢復紅利上繳制度的話題推向世人矚目的焦點。上述預算管理條例的出臺，標志著國企分紅問題被提到了具體實施層面。在試行該條例之初，確有很多尚未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國企需支付改革成本，因此，紅利的上繳比例定得很低，僅為5%與10%兩檔，而且，上繳的紅利也被同意用于完善國有資本戰略布局，以及解決國企改革中的體制、機制性問題。
然而，今日國企早已不是彼時的國企。僅以2011年數據為例，盡管去年國有企業利潤增長下滑，但同比增長仍達12.8%，利潤總額為22556.8億元，占當年GDP的近5％，這是個不小的數額。
依現行有關規定，企業可提取法定盈余公積金(凈利潤的10%)與法定公益金(凈利潤的5%～10%)，這一部分資金留存于企業，以利將來的發展。其余部分理論上可以給投資人回報，即給投資人分紅。由于國有企業的投資人是國家，因此，這部分就是國有企業上繳給國家財政的利潤。國家財政收入中亦有此一項。然而，實際情況與此相去甚遠。
據估計，即便明年上調國企紅利上繳比例，其幅度也僅在5%左右，有分析人士稱“不會一下子提高到30%、50%”。作出這一估計的主要理由是，在目前國企改革還沒有完成的情況下，如大幅提高紅利收取比例，就意味著效率下降，因為這些錢幾乎大部分都返回企業用于其進一步發展。這種觀點的核心是，紅利留在企業，創造的經濟效益要比收上來更有效率。其實，并不盡然。
高比例的紅利留存，其負面效應十分明顯。其一，進一步加劇某些行業的集中度，使行業內的在位企業獲得高額壟斷利潤，使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難以形成；其二，進一步提高這些行業的進入壁壘，不利于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的發展，進而削弱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其三，由于這些行業高額壟斷利潤的存在，將滋生高獎金、高福利和高職務消費，無疑會加劇我國的收入分配差距。可見，這些負面效應或直接影響效率，或通過影響公平進而影響效率。
因此，國企紅利的高比例留存已成一個非解決不可的問題。
目前，有些國企營利水平較高。這一方面是因為自然壟斷和管制的存在，對此，國家要么通過規制這些行業的價格，控制其營利水平，以將生產者剩余轉變為消費者剩余；要么作為投資人，將其大部分紅利收歸國庫，使其成為提供公共服務的公共資源。另一方面，在競爭性行業，有些國企利用國家的資本優勢，能獲得規模經濟效應。對此，比較根本的解決辦法是，國有資本退出競爭性行業，盡管這個辦法頗有爭議，這些年也已基本擱置，但無論從公平的基準，還是效率的基準，經驗事實都告訴我們，將競爭性行業最大限度交給民間，是明智的選擇。
因此，建立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管理，規定紅利比例，進而收取紅利，只是技術性的處理，實質的問題是繼續深化國企改革。國企改革的最終目標有兩個層面：其一，將國有企業主要定位于公共企業，即提供具有公共物品性質的產品或服務的企業，其基本性質是非營利性；其二，讓國有企業均轉制為公眾公司，國家按照所占股份比例分紅，紅利直接進入公共財政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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