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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前任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先生日前在媒體撰文，坦率地講述其在央行兩年任職過程中的收獲。貨幣政策直接影響宏觀經濟運行和個人、企業的決策，因此人們對其制定過程非常關心，甚至央行官員的學術背景、經濟思想乃至性格特點都會引發人們探究的興趣。像李稻葵這樣的局內人開誠布公地談論其個人感受，在中國還不多見，顯然，他的文章對于人們了解“廟堂的秘密”是有幫助的。
不過，對于李稻葵先生提到的三項收獲，筆者倒不敢全部茍同，其中主要是第一條。事實上，當我看到一個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以這樣一種方式來理解央行的獨立性，著實感到有些吃驚。
李稻葵徹底否定了人們對于央行獨立性的固有認識，將央行獨立性視之為一種神話。言下之意，當前這種由內閣來給貨幣政策最終拍板的模式相當良好，所謂的央行獨立性根本是一個不值得追求的目標，按他的話來說“獨立性是一種無益的迷信”。他給出的理由有三：一是中國領導人一般任期十年，因此不會產生競選連任所帶來的政治沖擊；二是央行與經濟機關之間的緊密合作能夠更強有力地抵御地方政府、股票投資者和房地產開發商的壓力；三是中國政府對通貨膨脹的危害有極高的警覺性。這三大理由初看起來都十分有理，但全都經不住仔細推敲。
首先，長任期制并不能確保官員執行不偏不倚的政策，不能確保它不會為了短期目標或解決短期的燃眉之急而犧牲或放棄掉一些長期或更有價值的目標。
恰恰相反的事實是，與那些需要不斷承受選舉壓力的體制中的官員相比，中國官員行為的短期性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一點在地方政府身上表現得極為明顯。很多官員事實上是終身職業官僚，按理說會極為重視自己的政治聲望，但追求起“政績”來，完全可以犧牲長期目標。地方政府如此，中央政府也并非神性實體，同樣具有人類普遍的弱點，同樣會在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時，賦予短期目標更高的權重。這一點不僅適用于一般性經濟政策，對貨幣政策同樣適用。
退一步說，即便政治家在面對各種利益集團相互沖突的訴求以及在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經濟目標與政治社會目標之間存內在沖突時，能夠以不偏不倚的“公心”為出發點，它也未必能最終做到公正。其中的原因在于，貨幣政策是一項專業性極強的工作。貨幣政策的作用和傳導機制十分復雜，同樣政策會因環境的細微差異而產生截然不同的效應，同時，貨幣政策往往具有明顯的時滯，一項具體決策的時滯可能是幾個月，而某種政策傾向對經濟產生系統性影響，其時滯可能長達數年。賦予掌握這種復雜知識且立場相對超然的央行最終決策權，既符合專業性原則，也符合權責對稱的原則。
事實上，過往多年貨幣供應（M2）遠超實體經濟需要的高速增長就足以證明，寄望于一個“重視自己遺產”的長任期政府能夠斷絕通貨膨脹的危害，是過于天真了。
其次，目前貨幣政策咨詢議事階段實行“九龍治水”，這導致各部門間難以避免掣肘，使得最終政策建議很可能偏離最優。現行的貨幣政策委員會只是一個咨詢機構，不具備決策權，與一些國家那種一人一票制且擁有決策權的委員會，有著本質區別。更獨特之處在于，中國的貨幣政策委員會由財政、統計、金融系統官員及學界人士組成，要說這些人在討論貨幣政策時，完全沒有自己的部門利益，恐怕不是事實，要求他們每個人都從央行銀行家的角度出發思考問題，恐怕也不現實，這樣，相互之間就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掣肘，有可能使貨幣政策偏離最優。相反，地方政府、股票投資者、房地產開發商在社會上擁有很大的話語權，影響到最高的政府決策，并間接體現在貨幣政策上。要隔離這種影響，最重要途徑是賦予央行獨立性，使其能相對超然地面對這種壓力，恰恰相反，不是像李稻葵所認為的那樣，應把這一權力交給中央政府。
最后，如果說高度警覺通脹，就能避免通脹的發生，也未免是一種天真之談。事實上，從普羅大眾到政治人物，沒有人不知道通脹有害，但又有幾人能抵擋通脹所帶來的短期快感呢？人類歷史上的幾次超級通貨膨脹，當局者未必不知道其嚴重后果，奈何面對其它迫在眼前的壓力時，常常會選擇通脹毒藥。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德國超級通脹，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統治后期的超級通脹，莫不如此。
事實上，過去數年中國的高通脹和嚴重的資產價格泡沫，與中國央行缺乏獨立性之間有著直接的聯系。中國現行經濟決策體制的弊端，主要體現在權力過度集中。盡管一些人很贊賞這種集權模式，認為其決策效率高，但將貨幣政策也納入其中，其結果一定是：央行具有很強的制造通脹傾向。當然，這種模式已經存在日久，改變起來并不容易，身在其中的人，也很容易產生路徑依賴。但如果不識其弊，反而贊賞起來，就大可不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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