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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研究機構發布調查報告稱“中國自有住房擁有率高達89.68%”，這引起了各方的關注。與一些人的質疑相反，我認為應該大力倡導不同的研究機構開展扎實的調研，只有通過多渠道、多方式的調研，我們對中國住房實際狀況的了解才會不斷進步，否則很容易被感覺和情緒所主導。
盡管如此，對住房自有率及其相關問題，仍值得做一些討論。在住房問題的學術研究和政策討論中，住房自有率是一個較為常用的指標，大體上是指自己擁有產權住房的家庭戶數占全社會家庭戶數的比例。
可見，這個概念有兩個要點。其一，比較的是家庭戶數，而不是住房面積，這就與前一段時間所談及的“住房私有率”這一概念有較大區別，后者是指自有住房的建筑面積占所有住房建筑面積的比例。其二，突出擁有產權的特性。按照一般的說法，產權包括所有權、占有權、支配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是經濟所有制關系的法律表現形式。在中國的住房體系中，城鎮住房的產權屬性爭議較少，但是對于農村住房的產權屬性，卻仍然是模糊的，至少目前絕大多數農村住房沒有頒發房屋產權證。
住房自有率的高低，的確能說明一些問題。比如，只有住房市場的不斷培育和發展，居民才能通過交易獲得商品住房，因而住房自有率與住房市場的發展程度在一定階段會呈現正相關關系。住房作為一種消費品，自有率升高，說明居民收入在一定階段有穩定增長，所以住房自有率的增幅與宏觀經濟增長速度有一定的正相關關系。住房也有資產屬性，自有率較高說明不動產在居民的資產配置結構中比例更大。另外，還有研究者提出過，自己擁有住房具有較大的心理滿足效應，因而住房自有率高可能還符合人們“敝帚自珍”的天性。
但是，住房自有率不是萬能的，有很多問題是不能回應的。比如，居住條件的好壞與自有率沒有必然關聯，現實中既有大量租住豪宅的事例，也存在蝸居陋室的事實；住房自有率的高低也不能直接說明住房資源的配置狀況，因為它只反映“擁有”，而沒有反映“擁有多少”；判斷住房市場的穩健程度，不能太多地依據住房自有率，因為在不同情形下，住房市場會有多個相對穩健的均衡點。
總體上來看，影響一個國家住房自有率水平高低的因素有制度變量、結構變量和文化變量。
制度變量主要包括住房供應制度、財稅制度、社會福利制度和就業制度等因素。在一個全部由政府提供福利住房向完全由市場供應住房的轉型時期，住房自有率必定快速上升；在一個只對購房提供稅費優惠和信貸支持的政策框架中，自有率必然走高；如果住房不僅僅是用于居住，甚至也不僅僅用于投資，還承擔著諸多社會福利功能（比如要憑借產權住房才能享受教育、醫療、養老以及其他公共服務），自有率也肯定會升高。
結構變量涉及人口結構、就業結構和資產配置結構等因素。如果適婚年齡的人口和撫養未成年人的家庭是社會的主體，由于這些人口和家庭更趨于穩定的生活，購房意愿也更強烈，因而住房自有率會更高。在一個勞動力流動不是很充分，或者雖然有流動，但呈現出“候鳥式”遷徙的社會中，自有率也會較高。另外，經過一段較長時間的經濟發展，居民收入有較大幅度增長，但金融體系發展相對滯后，使得居民除了購置住房外很少有相對可行的投資渠道，家庭資產配置只有偏重于房產，住房自有率必然升高。
文化變量包括文化傳統、消費習慣和社會認同等因素。在一個向來崇尚“有恒產者有恒心”的文化傳統中，個人購買住房的意愿會更強烈；如果社會輿論普遍傾向于擁有自己的產權住房，否則就不好談婚論嫁，那么個人即便“啃老”也要加入到購房群體之中；一旦同輩群體都以是否擁有自己的產權住房而評論某個個體之時，個體感受到的壓力就會體現到住房自有率的統計數據上。
住房自有率的高低是一種客觀事實，不應簡單賦予價值判斷，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要做些什么。
就政策制定和實踐而言，當前較重要的幾項工作包括：盡快開展全國住房普查或抽樣調查工作，爭取相對全面地摸清全國的住房狀況，包括住房自有率情況，從而為設計住房制度改革方案提供相對準確的參考依據；在住房政策框架中對住房租賃給予更大的關注，尤其是規范住房租賃市場，保障承租人的合法權益，提供有效的公共租賃住房服務，使社會的住房租賃需求得以充分釋放；逐步改革與住房相關的公共服務資源配置體制，減少住房所承擔的公共福利功能，使住房回歸到居住的本來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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