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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15 作者：劉軍紅（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大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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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在北京舉行。三方如期簽署了《中日韓投資協定》，并形成了年內啟動自貿區談判的共識，為深化東北亞經濟依存關系，啟動了引擎。
自貿區建設的基礎是共同利益。早在2002年的“東盟+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上，中國就曾提出構建中日韓自貿區設想，但鑒于當時日本的心思不在東北亞，而在于如何謀求在東盟確立地區經濟圈的主導地位，致使該構想持續被擱置。2007年中日韓決定單獨召開三方領導人會議，討論深化東北亞經濟、文化等合作，2008年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正式啟動，2010年決定展開“產官學共同研究”，推進自貿區建設。2011年三方共同研究取得積極成果，為自貿區建設提供了理論依據。今年3月，中日韓外長會議在東京召開，初定《中日韓投資協定草案》，為啟動三邊自貿區談判奠定了前提。
一般講，自貿區談判前的“共同研究”是通過調查、統計、分析，推演簽訂自貿協定后的經濟效果，以體現共同利益，屬于談判的理論階段。而一旦談判啟動，共同研究的結論因具有“談判藍本”的地位，因此，“共同研究階段”自然上升為正式談判的第一階段，即解決了“談什么”的問題，正式談判的任務也便直接進入“怎么談”階段。
從目前媒體報道的情況看，中日韓的共同研究盡管取得了“經濟效果分析”的共識，但似乎并未完全確定具體“談什么”，尚需進行事務級的溝通和安排。這也就是盡管《中日韓投資協定》如期簽署，但不能同時啟動自貿區談判的原因之一。
另方面看，一般情況下，兩國間的自貿協定談判能否啟動，取決于兩國間的“政府共同研究”是否得出結論，而三邊自貿區談判，則取決于三國“整合性的共同研究”的結論。眼下，中日韓的共同研究似乎僅完成了“三個雙邊的共同研究”，尚未得出“三國整合性的共同研究結論”，這使三國間自貿區談判少了一個整合性的“談判藍本”。即使啟動談判，也將不得不花時間磋商“談什么”的問題。
事實上，5月2日宣布啟動的中韓自貿協定談判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即雙邊不得不就哪些領域、哪些產品不納入談判，進行磋商和梳理。這無疑會使正式談判的時速受到影響。
進入新世紀，雙邊的、地區的自貿協定談判形成了一種潮流。自貿區建設，在形成“貿易創造效果”的同時，也衍生了“貿易轉移效果”，事實上形成了排他性。而過多使用自貿區外的零部件、原材料的產品，又無法符合“原產地原則”，無法享受“零關稅”待遇。由此，近年來，回歸WTO等多邊自由貿易框架的呼聲抬頭，促進全球性多邊而廣泛的自由貿易的反思加強。
中日韓自貿區建設，則帶有促進東亞或更廣泛的地區貿易自由化的前提屬性，是推動地區多邊自由貿易和投資的前提。原因是，截止到2010年，以東盟為核心，在包括澳大利亞的泛亞洲地區，同時展開了“東盟-澳大利亞”、“東盟-印度”、“東盟-中國”、“東盟-日本”、“東盟-韓國”等五組自貿協定，一個泛亞洲的地區自貿區的骨架基本形成。如能順利推動中日韓自貿區建設，無疑對于促進泛亞洲自貿區建設有重要的推進作用。理由是，在本地區，中日韓的經濟總量、人口規模、貿易投資規模均占舉足輕重地位，三邊自貿區建設將會通過地區內投資的活躍，形成推動力，驅動地區經濟實現均衡化發展。
而不能忽視的現實是，自貿區建設是通過經濟外交談判實現的，而經濟外交談判往往需要考慮路徑和順序選擇，進而形成某種“杠桿效應”。事實上，2011年日本在夏威夷APEC期間宣布“為加入TPP談判，而與相關國家展開磋商”的意向后，推動了加拿大、墨西哥等積極參與TPP談判，也對東亞各國的地區自貿區建設起到了激勵作用。但遺憾的是日本國內尚未達成共識，其“TPP的杠桿效應”漸趨弱化，反而成為日本地區信用的拖累。
在自貿協定談判上，與日本具有競爭關系的韓國捷足先登，不僅相繼與歐美達成FTA，也先于日本，與中國啟動了自貿協定談判。面對中國巨大的市場吸引力，日本若不改變地區合作政策，切實改革國內產業結構，大膽開放市場，恐將在地區合作舞臺上丟失以往的優勢。而這種現實的合作與競爭并存關系的明白化，也必將成為促進各方明確地區共同利益，形成合作共贏之共識的推動劑，進而驅動各方爭時間，搶速度，切實將地區合作落到實處，確保地區共同繁榮。這或許是本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的最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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