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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11 作者：李宇嘉（深圳市房地產評估發展中心） 來源：證券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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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能否實現經濟增長驅動力從投資和出口向以消費需求為主的“內需”轉變，已經成為我國經濟能否長期平穩和可持續增長的關鍵，這一點已經在政府和學界達成共識，核心問題是如何提振消費需求，這是擺在政府面前亟待解決而又非常棘手的問題。近年來專家和學者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非常多，主流觀點認為消費難振有三方面原因：“沒錢花”（收入水平低，收入差距大）、“不敢花”（社會保障不健全，邊際消費傾向低）和“不愿花”（消費環境差，公共服務設施不足）。
消費難振首先是收入出了問題，上述原因確實有道理，與我們的實際感受也一致，但從數據和邏輯上推演，卻并不能成為消費不振的根本原因，只能是直接原因。
先看收入水平和分配格局，根據凱恩斯的消費函數理論，居民消費支出取決于收入水平和邊際消費傾向。毫無疑問，收入增長和提高低收入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一定能夠增加消費。從2001年到2010年，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的平均增長率，分別達到12%和10.2%；而從1995年到2000年，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增長率僅為8%，而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增長率與2001年到2010年的平均增長率基本持平。但是，這兩個時期的消費率卻呈現相反的變化，1995年到2000年，消費率從58.1%上升到62.3%；而2001年到2010年，消費率卻從62.3%下降到了2010年的47.4%。因此，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影響消費，卻不能夠成為消費不振的主要原因。
再看社會保障體系，完善覆蓋全體公民的包括醫療、教育、就業等在內的社會保障網能夠解決居民消費的后顧之憂，但即使在美國、歐洲這樣的發達國家和地區，絕大部分老百姓依然有后顧之憂，也有醫療保險、養老和就業等諸多的問題，也一樣要為子女上大學存錢，也要購買商業保險，也一樣要為就業憂慮。事實上，沒有多少國家能真正實現絕大部分人一輩子沒有任何后顧之憂。因此，這也同樣不能解釋我國消費率為何如此之低，為何與同樣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存在著25至30個百分點差距的原因。
最后看消費環境，現在一個很流行的觀點是國內消費環境太差，對消費者保護不夠。這確實會影響到居民消費，但這個問題涉及到市場經濟和經濟轉型逐步深化的問題，有經濟發展階段的必然性，很多發展中國家也存在這個問題，同樣不能解釋為何我國消費率這么低。
經濟增長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滿足居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從這個角度來講，投資和消費應當是相互擠入的，即消費通過邊際消費傾向的上升來刺激投資乘數增長，消費創造了實現投資需求的機會；投資增長通過收入增加和改善公共服務基礎來支持和引導消費。發達國家工業化時期或經濟啟動時期，投資和消費并重，相互促進作用非常明顯，例如二戰后的美國和歐洲。但是，從支出法核算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構成，在凈出口占比不大且波動較小的情況下，消費率由2000年的62.3%下降到了2010年的47.4%，而投資率卻從2000年的35.3%上升到2010年的48.6%。
投資過快增長和投資與消費相互擠入效應沒有發揮，而是二者背道而馳的表象，實質上反映的是政府主導經濟增長體制下GDP政績考核的經濟增長戰略的弊端。工業化時期，工業化和信息化建設需要大規模的資本形成，這一時期投資率偏高而消費率偏低是正常的。但是，在工業化中后期，若要繼續提高投資的邊際效率和不斷改善投資結構，保持投資可持續性而避免投資過剩和閑置，在經濟增長的驅動力上需要實現向消費為主導的內需轉變，在產業結構的轉換上需要向第三產業轉移。然而，我國在工業化中后期的這兩項任務卻受到了政府主導經濟增長體制的阻滯。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通過掌握各類資源，地方逐漸承擔起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責任，并逐漸衍生出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強地方政府模式和GDP政績考核標準。
這一體制強化了地方政府對于短期化、易操作、見效快、顯性化的大型項目投資（如“樓廳堂館”、“鐵公機”、“CBD”等）的重視。近年來，這些項目投資與消費的擠入效應很小，甚至還產生了擠出效應，而且這種投資模式驅使政府將有利于GDP短期增長的土地和勞動力等生產成本要素置于公共領域，從而造成土地和勞動力等投資成本要素的產權在事實上不完整或受損，而對于資本形成則給予過度保護。這是我國居民收入水平低和差距大的深層次原因，也就是“沒錢花”。
在這種體制下，政府對于醫療、教育、文體等社會保障內容建設的重視程度要低于能拉動短期經濟增長的投資項目，因為社會保障投入擠占短期內的資本形成（盡管有利于長期內的資本形成），不利于短期經濟增長，從而造成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滯后和不足，這也是居民“不敢花”的深層次原因。
在這種體制下，地區間的重復建設比較嚴重，為實現本地GDP和稅收增長，地方政府采取各種各樣的方式保護本地企業，限制外地企業，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區域間市場被分割，區域間貿易成本居高不下，市場進入門檻高，全國競爭性的流通市場無法形成，這是消費環境差和居民“不愿花”的深層次原因。
以消費需求為主導的內需驅動力難以建立，消費率不斷下降，表象是投資過快增長導致消費占GDP比重相對下降，直接原因是收入增長較慢和收入差距大，本質上則在于地方政府主導經濟增長和以GDP為績效考核標準的經濟增長體制。提振消費需要實現經濟增長體制的兩個轉變：一是實現地方政府由投資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二是實現投資由政府驅動向民間驅動轉變。前一個轉變是完善消費的基礎環境，解決當前政府投資對于“沒錢花”、“不敢花”和“不愿花”的制約；后一個轉變則是回歸投資和消費相互擠入的本源，發揮投資與消費的良性擠入效應，建立以消費為主導的內需增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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