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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互投資近期備受矚目，而“投資美國”也正成為美國經濟社會的熱詞，美國政府希望通過實業投資及其帶來新的生產能力實現經濟的逆轉，并分享全球資本盛宴。由此，全球資本格局正在發生重大改變，過去直接投資主要是從發達經濟體流向新興經濟體，但未來新興經濟體海外投資額將出現爆發式增長，開始流向發達經濟體。對于中國，這是一次角色轉變的機遇。
多年來，中美兩國對外資產負債表存在著嚴重失衡：美國對外投資主要集中在高收益的風險資產上，對中國的投資收益率長期維持在20%左右，而中國儲備資產主要用于購買美國國債，平均資本回報率不到5%，這等于是用高收益的股權資產交換低收益資產，利益分配嚴重不對稱。扭轉這種利益分配失衡的最好辦法，就是轉變中國的資產負債結構，變債權投資為股權投資，也就是權益投資。
根據鄧寧的對外投資發展階段理論，一國對外直接投資是一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函數。到達一定階段時（人均2000至4750美元），投資的轉變就成為必然選擇。而推動這一轉換的關鍵是提高對外投資的收益率，促進本國資本競爭優勢的形成。比如上世紀80年代后日本國際收支經常項目中的所得收支盈余超過貿易盈余，日本對外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去年中國人均GDP達到4382美元，正處于從“商品輸出”到“資本輸出”的發展臨界點。
一個不可回避的事實是，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要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相結合，積極調整對外資產結構，加大外匯儲備資產在海外兼并、海外市場拓展、技術升級、資源能源收購、知識產權等項目的重點支持，以及新興產業方面的股權投入，通過資本的全球戰略布局，將中國的資本優勢轉為制度、資源和投資的優勢，完成由被選擇者向選擇者的轉型，提高全球配置資源能力。這也就意味著，繼成為“勞務輸出”、“初級工業產品輸出”大國之后，中國終將成為“資本輸出”大國。
在去年中美經濟與戰略對話前夕，美國智庫就積極提議白宮歡迎中國對美投資，認為這能帶來諸如創造就業崗位、消費者福利甚至幫助美國實現基礎設施更新等利益。這份由亞洲協會和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的基辛格中美關系研究所合作推出的名為《敞開門戶、充分利用中國對美直接投資》的報告稱，過去五年，中國對美直接投資增長了約25倍。
然而現實卻是，截至2011年，美國對華實際投資676億美元，而同期中國對美投資不足300億美元。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外來直接投資國，而中國直接投資在美國僅排第25位。中國對美投資總量占美國吸收外資總量不到1%，差距懸殊。盡管近三年中國對美投資增長迅速，2008、2009、2010年，增幅分別達135.7%、96.7%和43.9%。但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的統計數據，到目前為止，中國對美歷年直接投資存量僅23億美元，相當于各國對美直接投資存量的千分之一。事實證明，美國對中國投資實施有選擇的開放，設置了“不透明”的投資壁壘，這是中國企業投資美國的強大逆流。
對于中國對美直接投資，美國心態很復雜：一方面，金融危機后，奧巴馬希望美國經濟由債務依賴型轉向
“實業再造”，無論是技術創新、新能源的開發、新產業的孕育都需要吸引包括中國在內的大規模投資；但另一方面，美國政府投資保護來自于種種疑慮，最擔心技術轉移，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曾在2010年年報表示，最忌諱對擁有關鍵技術的美國公司的收購，受到外國政府或外資控股公司的指令以及不恰當的知識產權收購等。此外，美國也會以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由，給中國投資貼上“政治標簽”。中海油、鞍鋼、西色國際投資、華為等公司近年間在美國的投資并購計劃，就因涉及信息、能源、采礦、冶煉等美國認為的資源戰略領域而一再受挫。美方認定，中國投資者，主要是國企，能從國有銀行獲得補貼貸款，在收購資產時占據不公平優勢，但事實并非如此。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者的所有制是多種形式的。據中國商務部統計，從2003年到2010年，中國230項在美投資，有170項為私營企業投資，約占74%。
盡管中國企業跨國運營的效率和駕馭海外風險的能力還不高，但不可逆轉的是，中國海外直接投資已起飛。中國對美投資有助于全球經濟的再平衡，為了真正促成“對等投資、雙方受益”的共贏格局，美國唯有改變“只希望投資美國債務，而不希望投資美國公司”的想法和做法，給出鼓勵雙方合作和相互投資的明確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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