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推動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轉型與改革，2012年4月28-29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與德國國際合作機構、越南中央經濟管理研究院在海口聯合舉辦以“走向公平與可持續——轉型中的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為主題的第九屆中越經濟改革比較論壇，這也是中改院舉辦的第74次中國改革國際論壇。240余名與會代表重點就“轉型中的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挑戰與對策”、“走向公平可持續的結構性改革”、“經濟社會轉型與政府改革”等主要議題展開討論。
與會中方代表認為，我國過去3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經濟體制不公平、不可持續的矛盾比較突出，新階段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以公平可持續為導向引領市場化改革，這比初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更具有時代意義，也更具有挑戰性，需要付出更為艱辛、更為長期的努力。
今年是鄧小平南巡講話20周年，也是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20周年，與會中方專家對過去20年的市場化改革進行了回顧，并對未來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進行了展望。
堅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指出，30多年來，我國發展取得的成就，是改革開放帶來的，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的結果。當前經濟發展面臨的諸多矛盾，主要根源是市場經濟不成熟、市場機制作用難以充分發揮。
走向公平可持續的市場經濟。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指出，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之后，中國經過20年的努力探索，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推動并實現了經濟的長期快速增長。與此同時，20年來也積累了某些不公平不可持續的體制性、結構性的突出矛盾。今天，中國的轉型與改革來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迫切要求市場化改革導向的戰略性轉變，走向公平可持續的市場經濟。
新階段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更具艱巨性復雜性。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張占斌認為，20多年市場化改革的成就功不可沒，但改革在多方面還不到位：第一，一些重要要素還沒有完全市場化；第二，國有企業改革不到位；第三，金融改革不到位；第四，政府改革不到位；第五，社會改革不到位；第六，法制建設不到位。六個改革不到位說明中國現在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還處在一個初步的發展時期，離比較完善和更加完善還有很大的距離。未來我國建立一個公平可持續的市場經濟體制，與過去的市場化改革相比，更具復雜性，任務更加艱巨。
與會專家認為，改革開放30多年最重要的經驗是“解放市場”，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新階段，政府與市場關系面臨新挑戰。新階段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就是要堅持在市場主導的基礎上發揮政府作用，而不是在政府主導的基礎上發揮市場作用。
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首要任務是要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彭森認為，過去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重要職能確實不盡人意：在市場經濟調控方面，存在越位的問題；在市場監管方面，存在缺位的問題；在社會管理方面，出現大量錯位的問題；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方面，更多的是不到位的問題。解決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要從轉變政府職能入手深化改革，最關鍵的還是要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充分發揮市場配置的作用。
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對市場導向的改革提出新的要求。遲福林指出，我國現行經濟發展方式具有政府主導的明顯特征。政府主導型增長方式是市場經濟體制建立過程的產物和過渡性體制安排，適應了經濟起飛的客觀需求。問題在于，這種增長方式過度倚重行政力量，限制市場作用，追求經濟總量的擴大，忽視公平和可持續發展。不改變政府主導，難以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難以改變總量擴張型的增長模式。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走向公平可持續發展，需要盡快改變政府主導的增長方式。從現實情況看，無論是走向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調整優化投資結構，還是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都需要改變政府主導。
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重點在于推進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張占斌指出，當前土地、利率、資源等一些重要要素價格政府實行管制，有些是必要的，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應該最大限度的發揮市場的作用。如果長期政府控制，會導致市場價格信號失靈，不利于解決資源短缺，也不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在經濟生活領域，應當追求市場主導下政府的有效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導下市場的有限作用。遲福林強調，中國30多年的實踐證明，任何其他機制、包括政府在內，都不能取代市場力量在經濟增長中的中心地位。改變政府主導，就是不能用政府代替市場，而是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防止和糾正市場失靈。
優化國有資本配置是本次論壇關注的一個重點問題，與會專家認為，無論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還是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都對優化國有資本配置，加快國有企業改革提出新的要求。
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是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客觀要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強調，從未來經濟增長的角度看，改變“速度效益型”盈利模式，加快創新和產業升級，將導致企業組織結構、產業組織結構的很大變化。未來中國的產業格局應該是少數擁有規模經濟優勢的大企業與一批具有專業化優勢的中小企業。為此，需要創造有利于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規則，促進企業調整重組。
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是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客觀要求。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常修澤認為，“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實質是謀求各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就需要推進產權體制的“包容性”創新，即包容“國有”與“民營”。要打破壟斷，實現“兩平一同”：第一個“平”，是“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包括資本(特別是銀行信貸)、土地、勞動力、技術、信息等；第二個“平”是“公平參與市場競爭”，既要在同一起跑線上，也要在同一個跑道上；第三個，是“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以公益性為目標推進國有企業的戰略性調整，加快實現國有資本的公益性回歸。遲福林指出，10年前中央政府就強調，完善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的機制，進一步推動國有資本更多的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10年后的今天，盡管國有資本的戰略性重組有重要進展，但在一般競爭性領域規模過大，范圍過寬的矛盾仍然比較突出。第一，適應國家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要求，調整投資結構，使新增國有資本投資主要配置在自然壟斷領域、公共產品領域以及事關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戰略性領域；第二，國有資本逐步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重點轉移到公共產品領域；第三，把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集中配置在事關長期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能源、資源和高科技等新興戰略產業，充分發揮國有資本的優勢，參與更高層次的國際競爭，以提升國家競爭力；第四，對確有必要保留在其他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要提高收租分紅比例爭取5年左右由目前的10%-15%，提高到25%左右，并將收租分紅收益主要投入到社會公益領域，使城鄉居民直接受益。
與會專家十分關注市場化改革進程中出現的利益格局失衡問題，認為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要把改變利益格局、破題收入分配改革作為市場化改革的重大任務。
改變利益格局，最重要的是在市場化改革中實現機會均等。劉世錦指出，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深層次問題是機會不均等，需要強調發展機會的均等，這樣才能實現公平與可持續。這就需要從基本生存、基本公共服務、人力資本建設、就業創業等方面提高全社會的機會均等水準。
走向公平可持續發展，關鍵是加快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高尚全強調，要通過改革逐步提高勞動報酬，扭轉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過低的局面；收入再分配應當向民生傾斜，為中低收入階層提供較為全面的社會保障，如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方面。
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重在著力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遲福林建議：第一，改革制約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稅制結構，對城鄉居民實施全面的結構性減稅，使國民財富更多的向居民傾斜；第二，加強居民財產權利保護，尤其是保障廣大農民的土地財產權益，建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機制，使農村居民通過土地要素增值來積累財富；第三，盡快建立居民收入登記制度與完善的納稅申報制度，爭取“十二五”末期覆蓋所有的城鎮居民，2020年覆蓋所有的城鄉居民；第四，未來2-3年全面推進官員財產公開，“十二五”全面實現財政預決算的公開透明。
消除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對改變利益格局十分關鍵。中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強調，應當下定決心出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下定決心啟動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度。
與會專家從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角度系統地分析了財稅體制改革，認為我國應當從變化了的形勢出發，加快推進以財稅體制改革為重點的結構性改革。
新階段財稅體制改革面臨的一個最現實的問題是地方土地財政難以為繼。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倪紅日認為，目前我國地方層面的土地財政快走不下去了，需要在借鑒先進國際經驗的同時要根據本國的國情確定財稅體制改革的目標和路徑。未來我國財稅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是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建立兼顧均等與激勵機制的財政體制。
建設公共財政體制應當與人口流動對公共服務的要求相適應。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認為，我國目前城鎮化背景下的人口流動是由工業化背景下的人口流動發展而來。在工業化的背景下，農民在外地打工主要是為了掙錢；而在城鎮化背景下的人口流動，農民不僅是打工掙錢，他們還希望成為市民。這就對財政體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財政政策對城鄉居民要從過去區別對待變成平等對待；要從過去以戶籍為標準變成以居住地為標準；要從過去的地域標準變成人口標準；對于財政的結構性改革，僅僅加大社會性支出遠遠不夠，還要讓社會性支出跟著人走。
新階段建立完善的財稅體制，需要從規范財政預算、強化財政監督上取得重要突破。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建議：第一，政府全部收入進入財政，包括土地出讓金、社保收費等；第二，人大嚴格控制預算，尤其是政府三公經費支出；第三，實現財政體制上建設預算和一般性預算分開；第四，建議人大每年12月份開，或改革會計年度，加強人大對財政的監督；第五，人大委托政府收稅的權力重新收歸人大，所有收費必須收歸人大統一管理。
十七屆二中全會對我國新階段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做了比較好的頂層設計，但近年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滯后的局面仍未真正改變。與會專家認為，如何通過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新突破發揮政府有效作用，是新階段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重中之重。
走向公平可持續的市場經濟，關鍵在于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與政府改革。遲福林指出，改變政府主導的增長方式，關鍵在于能不能扭轉增長主義政府傾向，能不能實質性推進以政府轉型為主線的行政體制改革；以公益性為導向改變國有資本配置的格局，關鍵在于政府職能轉變能不能到位，某些競爭性領域的行政性壟斷能不能實質性打破；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關鍵在于能不能改變政府的自身利益傾向，取消各種形形色色的特權。
能不能真正管住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是新階段政府轉型與政府改革的關鍵。周天勇認為，中國下一步的改革要管住政府看得見的手。現在政府調節經濟有兩只手，一只手是“看不見的手”，一只是“看得見的手”。現在“看不見的手”不容易找到，“看得見的手”難以受到約束，應當把政府看得見的手管住。常修澤指出，中國市場化改革要實現包容性體制創新，需要推進經濟市場化，必須解決腐敗問題。
新階段的政府轉型與政府改革開始觸及規范權力結構，改變權力運行機制，由此對深層次的政治體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與會專家認為，通過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改變不合理的權力結構和權力運行機制，有望使得新階段的政府轉型與政府改革取得實質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