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經營效益是國有商業銀行體制改革的目標之一。從全球范圍看，我國銀行業目前的資本收益率還沒有達到同業最好水平；資本收益率高源于商業銀行經營的高杠桿率，單純用資本收益率指標，商業銀行與實體經濟企業不具有盈利水平的可比性；銀行效益凸顯與宏觀經營環境惡化造成部分實體經濟企業經營效益下降有關，解決問題的出路是加快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而不應要求銀行放棄“收益與風險對稱”的市場經營原則；利率市場化改革步伐應該而且正在加快，但利率管制并不否定銀行經營活動的競爭性，利率市場化也并不意味就能降低中小企業貸款利率；分析國有商業銀行經營效益不僅要看其當期盈利，而且要看國家為其改制上市所支付的成本。
在社會經濟結構發生歷史性轉變的今天，如何以實證求真的態度來辨析熱點問題，弄清事實真相，其意義已超過對某個問題的討論。只有把問題弄清楚，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可靠辦法。
國有商業銀行是我國近年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領域。去年以來，社會輿論對“銀行暴利”多有熱議。這些議論說明現行國有商業銀行經營體制機制仍有深化改革的迫切性。但以“資本收益率高”的現象來論證銀行“暴利”的看法，我以為分析過于簡單，認識上存在誤區，需要在討論中加以澄清，否則有可能誤導國有商業銀行深化改革的思路與方向。在此，談五點看法。
一、提高經營效益是國有商業銀行體制改革的目標之一。從全球范圍看，我國銀行業目前的資本收益率還沒有達到同業最好水平。
經營效益低下是我國傳統國有商業銀行的普遍現象。以交通銀行為例，2004年，其資本收益率僅為4.48%，而2003年香港上市銀行平均為14.3%、世界1000家最大銀行平均為17.56%。正因為這樣一種經營業績背景，才使得交通銀行無論是引進戰略合作者還是在香港聯交所H股發行上市，股票售價的絕對水平都難以提高，成為后來引發社會上關于“國有資產是否賤賣”爭論的一個起因。可以說，當時對外談判中所處的弱勢地位感受是交行高管層成員至今仍記憶猶新的。2005年6月完成重組改制上市以后，交行扭轉了效益低下的經營局面。2011年平均資本收益率達到了20.52%。以2004年為基數，2005-2011年的七年中，交行總資產增長3.03倍、股東權益增長4.22倍、凈利潤增長30.63倍、人均凈利潤增長18.09倍，七年中交行除上繳各類稅收1039.94億元之外，股東分紅達到518.18億，其中70%以上屬于數十萬個企事業法人或自然人股東。
回顧這一發展歷程，我認為，交行資本收益率之所以迅速提高，固然離不開這一時期我國經濟強勁發展的外部環境，但更重要的是交行公司治理與經營體制在三個方面發生了根本性改變：一是建立了一套與國際接軌的公司治理框架，從制度和機制上確保了公司經營必須以效益為中心、以股東及相關利益者回報最大化為目標，“四個第一（即：發展是第一要務，效益是第一目標，風險是第一責任，人才是第一資源）”的經營發展理念深入人心，過去那種導致產生大量不良資產的行政干預和“人情貸款”在經營活動中基本杜絕。二是在學習借鑒“匯豐”先進經營方式的基礎上，通過不斷完善經營體制機制，經營創新、內控和風險防范能力明顯增強。
交行目前經營業務范圍已經涵蓋信托、租賃、保險、基金、投行等財富管理的各個領域，不良資產率從2003年的12.6%下降為2011年0.86%，成本收入比始終保持在約32%的同業最低水平。三是在改革傳統人力資源與薪酬制度的同時，充分發揮了中國特色的政治優勢，下大氣力培育發展了以“責任立業、拼搏進取、創新超越”為核心精神的企業文化，員工隊伍素質和金融服務水平迅速提高，市場競爭力明顯增強。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目前商業銀行不僅在盈利結構上，即使盈利水平也與國外先進水平存在差距。據英國《銀行家》雜志歷年發布的“世界1000家大銀行”排名資料顯示，2005年入選全球1000家大銀行的197家美國銀行平均資本收益率為26.3%。2006年全球1000家大銀行平均資本收益率為22.7%。其中的20家英國銀行平均為26.8%。44家拉美銀行平均為33.2%。相比之下，2011年我國商業銀行的資本收益率平均為20.40%。可見，從全球范圍看，我國銀行業目前的資本收益率還沒有達到同業最好水平。因此，深化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著眼點不是要解決所謂經營“暴利”問題，而是要促進其合規經營并保持良好經營效益的可持續性。
二、資本收益率高源于商業銀行經營的高杠桿率，單純用資本收益率指標，商業銀行與實體經濟企業不具有盈利水平的可比性。
高杠桿率、高風險和高公共性是商業銀行經營活動不同于一般實體經濟企業的顯著特征。據銀監會發布的統計數據，2011年我國商業銀行的資本收益率和資產收益率分別平均為20.40%和1.30%。而根據國資委發布的統計數據，2011年，中央企業的資本收益率和資產收益率平均分別為8.57%和3.27%。也就是說，用資本收益率指標比較，中央企業的經營效益水平是商業銀行的42%，而用資產收益率指標比較，商業銀行的經營效益水平只有中央企業的39.76%。二者之間單獨采用哪一個指標評價都不具備可比性。
進一步分析可知，造成商業銀行與實體經濟企業之間資本收益率與資產收益率差距的關鍵是商業銀行經營的高杠桿率。因為中央企業在經營活動中每1元資本支配的資產僅為2.62元，而商業銀行每1元資本支配的資產約為21元。正因為如此，與實體經濟企業相比，商業銀行經營的高風險問題更為突出。一旦社會經濟運行出現系統性風險，受到最大損害的便是商業銀行。
例如，2008年，因“華聯三鑫”一家民營企業炒期貨失敗瀕臨破產，通過企業相互信用擔保網絡，致使紹興地區上百家企業經營陷入困境，當時交行雖然未給“華聯三鑫”任何貸款，但也因其關聯擔保企業被陷入其中，當地16家銀行的106.7億銀行貸款一時成為不良資產，最后是在浙江省政府直接干預下花費一年多的時間才逐步化解。又例如，因2008年以后歐美國家金融危機影響，西歐國家進入全球1000家排行的243家銀行2010年的稅前利潤比2007年大幅度減少了53.47%。而由于歐元區政府發行的6.5萬億歐元主權債中近一半存在信貸風險，就使得歐洲銀行業2011年的風險敞口升至3000億歐元。
在我國，雖然近期內社會經濟發展中不會出現系統性的財政債務或金融風險。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不僅導致歐債危機爆發的諸多因素（如長期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房地產泡沫、產業競爭力下降、政府道德風險問題等等）在我國同樣存在，而且導致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的許多因素（如透支性經濟高增長和不良資產的膨脹、政府在資源配置上干預過度、金融市場體系和監管體制不完善、“出口替代”型經濟發展模式的缺陷等等問題）在我國也存在。
根據審計署公布的數據，2010年底，全國有78個市級和99個縣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的債務率高于100%。由于地方政府債務過度擴張和社會金融秩序混亂，去年以來我國一些地區已經逐步顯現出財政債務或金融風險苗頭，而隨著國際經濟環境不確定因素增加、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力度加大和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加速，商業銀行的經營風險正在明顯加大，經營效益增長的可持續性已經面臨嚴峻挑戰。在這種形勢下，如果我們忽視了商業銀行經營活動的高杠桿、高風險和高公共性特征，簡單地以資本收益率高為依據判定商業銀行經營“暴利”，并據此做出改革決策，其后果將是十分危險的。
三、銀行效益凸顯與宏觀經營環境惡化造成部分實體經濟企業經營效益下降有關，解決問題的出路是加快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而不應要求銀行放棄“收益與風險對稱”市場經營原則。
2011年，五大國有商業銀行共實現凈利潤6745億元，同比增長25%。而同期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54544億元，同比增長25.4%。應該說，從總體上看，五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平均利潤增長率與實體經濟企業基本相當。但是如果分行業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表明，在39個工業大類行業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實現利潤增長僅8.7%，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和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則分別下降92.8%和11%。另據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統計，今年第一季度我國鋼鐵行業虧損面達33%。銀行業如果與這些行業相比，就表現出利潤增長明顯。
表一、表二中選擇了工中建交四家國有上市銀行和六家實體經濟上市公司，縱向分析它們在2005-2010年期間的效益增長情況。其數據對比說明，六家實體經濟公司不僅平均資產收益率遠遠高于四家國有銀行的平均水平，而且其平均資本收益率在其中的四年內也高于四家國有銀行的平均水平。所不同的是，四家國有銀行的平均資本收益率與資產收益率在六年中呈逐年上升的趨勢，而六家實體經濟公司中，除“三一重工”與“中國神華”外，其他四家的資本收益率與資產收益率均呈現波動明顯、逐年下降的趨勢。
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2004年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情況：雖然國有商業銀行通過改制上市實現了經營效益的可持續提高，但是，由于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矛盾與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問題日益突出，近年來在國際市場需求萎縮的形勢下，這些行業企業的經營效益明顯下降。正因為如此，才使得商業銀行相對于這些行業的資本收益率高現象突顯。
面對我國實體經濟發展增速趨緩、部分行業企業已經出現經營困難的現實，我們在深化改革中應該順應市場經濟發展內在規律，通過完善宏觀經濟調控機制、有效遏制盲目投資與重復建設行為、加快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等多種措施改善實體經濟企業的宏觀經營環境，通過規范中小企業財務管理制度、健全企業信用征信體系、完善財政貼息與擔保機制等多種方式為商業銀行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創造良好市場環境。國有商業銀行也應該通過金融創新、轉變經營方式、提高服務質量與實體經濟企業在“互利共贏”中發展。在促進商業銀行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過程中，政府應該加強對其經營行為合規性的監管，但不應要求其放棄“收益與風險對稱”
市場經營原則。
四、利率市場化改革步伐應該而且正在加快，但利率管制并不否定銀行經營活動的競爭性，利率市場化也并不意味就能降低中小企業貸款利率。
利率市場化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一直伴隨著社會主義金融市場體系建設與發展穩步推進，即使是在人民幣存貸款業務領域，近期政府相關部門已明確表示利率市場化的條件基本具備，改革步伐正在加快。但是，對此需要明確兩個問題：
其一、政府實行“利率管制”面向的是整個銀行業，并不因此而改變商業銀行經營活動的競爭性。有關研究表明，利率管制曾經是各國市場經濟發展歷程中的一個普遍現象。例如，美國國會早在1933年5月通過的《1933年銀行法》第Q項條款中規定：禁止會員銀行對活期存款支付利息，限制定期存款及儲蓄存款的利率上限。這種管制利率的體制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基本上沒有重大變化。直到20世紀80年代《1980年銀行法》獲得通過，才規定自1980年3月31日起，分6年逐步取消對定期存款和儲蓄存款利率的最高限（即取消Q條款）。
另外，日本、韓國等其他國家也都存在過這種狀況。這說明，“利率管制”是政府在一定時期出于社會管理需要對銀行業實施的一種控制方式。這種行業性的管制并不會弱化商業銀行之間的競爭性。在我國，目前銀行業不僅數量眾多，即使五大國有銀行也已改制為境內外公眾持股的上市公司，銀行業的“民營化”程度明顯提高，銀行之間的競爭日益加劇，這種現實狀況銀行員工感受最深，也是社會有目共睹的。
其二、利率市場化將會極大地促進商業銀行加快經營模式轉型，但并不意味會降低中小企業貸款利率。一個典型的例證就是“民間高利貸”現象。這種變相的“利率市場化”使得相關企業承受的貸款利率遠高于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利率水平。事實上，在市場經濟中，銀行對企業貸款定價水平高低主要決定于兩個因素：一是社會貸款資金供求情況，二是企業自身經營活動的風險情況。中小企業一般財務透明度低、經營風險較大，根據“收益與風險對稱”的經營原則，如果沒有政府財政貼息政策支持，中小企業從商業銀行獲得的貸款利率一般不會降低。
五、分析國有商業銀行經營效益不僅要看其當期盈利，而且要看國家為其改制上市所支付的成本。
在充分肯定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取得顯著成效的同時，我們不能忘記國家為完成這一改革所支付的成本。1998年以來，在五大國有商業銀行在重組改制過程中，國家曾一共核銷和剝離不良資產約3.45萬億元，國家通過財政和匯金公司共注資約1萬億元。兩項合計人民幣約為4.45萬億元。這筆支出并沒有納入國家財政預算，而主要是以國家發行特別債券的方式獲得，或歸入國家財政的或有債務之中。
如果從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管理的角度看，按照2011年7月調整后的五年以上貸款年利率7.07%計算，國家僅每年需為其支付的利息成本就達到3146億元，約占2011年五大國有商業銀行凈利潤6745億元的46.64%。顯然，按照目前的國家持股比例（目前國家對工、農、中、建、交五大國有銀行的直接持股份比例分別為70.76%、79.33%、67.63%、57.13%和26.52%），五大國有商業銀行上交國家的股息收入還滿足不了當年的債務利息成本支付要求。
據報道，美國財政部于2011年11月23日發布聲明稱，通過金融機構的本金償還、股息、利息以及其他收入，政府至今已回收超過2580億美元救助資金，不僅已全部償還“不良資產救助計劃”（TARP）中專門用于救助金融機構約2450億美元，還讓該機構獲利約130億美元，美國納稅人曾經的貢獻已經獲得回報。如果這一報道屬實，相比之下，我國政府什么時候能夠收回表現為全民“隱性負債”的約4.45萬億元國有商業銀行改制成本呢？
從實現這一目標的角度分析，我們不僅不能滿足于目前國有商業銀行的盈利水平，更沒有理由指責它們“賺錢太容易”，而應該重新審視對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效益的評價體系，進一步拓展深化國有金融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