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拿人錢財，替人消災——這句話并不適用于保薦人業務，如果保薦人為了拿錢，替客戶捏造資料，或者對客戶捏造的資料審查不嚴，投資者的利益就會受到損傷，保薦人就應該受到懲罰。
香港證監會就拿兆豐資本開了刀。香港證監會本月22日指責臺資背景的民企洪良國際保薦人兆豐資本未能盡到責任，危害了投資大眾的利益，決定對其罰款4200萬元，并吊銷其保薦人牌照，這是香港證監會有史以來最重的懲治。
香港成為國際知名的金融中心，不是沒有道理的，在監管方面雷厲風行，敢于下重藥，而且是對癥下藥。對保薦人下重手進行處罰，在筆者眼中就是對癥下藥。
保薦人是公司上市融資和再融資各個環節的樞紐，在私人公司向公眾公司轉變中承擔重要責任，清理公司不規范的行為，保證向公眾提供真實信息，是其本該擔負的責任。市場也為保薦人這種業務提供了豐厚報酬。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大陸共有56家券商保薦281家企業成功上市，承銷與保薦費用合計達到132.37億元，2010年更是高達170.3億元。一個保薦人代表的簽字費，抵得上普通工薪階層辛苦工作好多年。
如此高的回報，對保薦業務自然要求極高，保薦一家上市公司往往需要幾年時間，保薦人對保薦公司長期跟蹤，自然應該知根知底，這種知根知底，應該是普通投資者和監管部門難以企及的，如果完全由監管部門把關，其業務必須達到保薦人水準，就需要增加人手提高監管費用，這自然又需要納稅人付費，最簡單可行的辦法莫過于借助保薦人的專業能力對上市公司進行監管。針對洪良國際事件，香港證監會法規執行部執行董事施衛民表示，兆豐資本未能履行其作為保薦人的職責，令監管機構未能恰當地評估洪良是否適合上市。這其實就是將保薦人當做證監會行使責任的重要依據。理論上講，保薦人從保薦業務中賺錢，應該更重視該業務，害怕失去該業務而丟掉飯碗，這也是保薦人可以借重的理論依據。
另一方面，保薦人從保薦業務獲得豐厚報酬，也應當成為其保證服務質量的理由。保薦收入雖然由上市公司支付，但這部分費用其實取自投資者的認購款，可以理解為投資者為得到優質真實信息而支付的費用。如果保薦人保薦了一家不合格公司，僅僅是為了得到保薦費，其實質就是從投資者口袋中掏錢的盜竊行為。
從洪良國際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香港證監會的行政效率。洪良國際2009年12月掛牌，但不到三個月即爆出賬目有問題，被證監會勒令停牌，集資所得9.97億元資產也被凍結。2005年1月，當時歐亞農業因為造假上市及夸大資產等違規行為最終被除牌，由于工商東亞融資未有以“勤勉盡責態度”履行上市保薦人職務，被香港證監會罰款3000萬元。
香港上市門檻不高，但是上市公司質量卻沒有因此而降低，正是因為提供良好的金融環境，才吸引全球金融機構在此地落戶，為全球各地公司提供融資服務。截至2011年年底，香港上市公司總市值為17.45萬億港元（主板）及846億港元（創業板），擁有1326家主板上市公司及170家創業板上市公司，而香港證監會本身規模并不大，依靠中介機構特別是保薦人的作用，做到四兩撥千斤，是香港證監會可值得借鑒的經驗。
中國大陸證券監管部門也逐漸重視保薦人的監管作用，例如，勝景山河上市項目中，因盡職調查工作不完善，向保薦機構平安證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措施，撤銷林輝、周凌云保薦代表人資格。此外，廣發證券及保薦代表人劉旭陽、廉彥在蘇州恒久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IPO盡職調查過程中未能履行勤勉盡責義務，導致蘇州恒久招股說明書中披露的專利權利狀態與事實不符，證監會對廣發證券及保薦代表人劉旭陽、廉彥予以警示。但這種處罰力度，與香港相比，差得太遠。不僅如此，很多震驚一時的上市造假案保薦人甚至未受到牽連，例如綠大地等。盡管只隔了一條深圳河，但香港和內地金融監管水平，顯然還有很大差距。
|
|
| 凡標注來源為“經濟參考報”或“經濟參考網”的所有文字、圖片、音視頻稿件，及電子雜志等數字媒體產品，版權均屬新華社經濟參考報社，未經書面授權，不得以任何形式刊載、播放。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