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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13日，標準普爾宣布將法國和奧地利的3A主權信用評級下調一個級別至AA+，同時將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評級下調兩個級別。歐元區債務危機從外圍國家向核心國家蔓延，危機愈演愈烈。歐盟各國針對危機的一些舉措，如“金融防火墻”機制以及構建統一的財政聯盟，都顯得操作難度極大并且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筆者認為，歐債危機愈演愈烈，固然與歐元區的制度設計有關，但更需要從歐洲的長期發展模式方面去探究。
歐債危機的爆發直至愈演愈烈，固然與歐元區的制度設計有關，但更多的原因恐怕需要從歐洲的長期發展模式上去探究。一個國家出現債務問題，預算不能平衡，也像一個家庭出現財務問題一樣，要么是“開源”出了問題，要么是“節流”出了問題，或者兩者都有。從“開源”來看，歐洲近年來生產競爭力持續下降、創新能力不足，由此導致“開源”能力不足。為應對危機，各國政府的支出大量增加，同時高福利制度的剛性更使希臘等國入不敷出，導致“節流”也不斷受阻。危機以來，陷入危機的歐洲諸國政府逐漸認識到：經濟結構需要改變，福利政策需要改變，勞動力就業制度也需要改變。無奈政府的改革意愿卻頻遭抗議，改革艱難推進。
目前，我國正處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時期，審視歐洲諸國所經歷的輝煌與挫折，筆者認為對我國的改革與發展有如下四點啟示：
啟示之一：堅持并深化市場導向的改革
福利制度為歐洲戰后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體現了國家對社會公平的關注，但也帶來不少問題，其中之一便是政府的過度干預導致了勞動力市場的扭曲。高福利制度間接導致居民工作意愿不高，無形之中在勞動力市場設置了過高的“最低工資”標準，從而扭曲了勞動力市場，致使勞動供給減少，企業雇傭成本偏高。此外，支撐高福利所需的高稅收不僅減少了企業利潤，更使得勞動密集型的企業紛紛撤出歐洲，將工廠設在雇傭成本相對低的新興市場經濟體。
由此觀之，厘清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至關重要，對我國有如下啟示：繼續深化市場導向改革，以改革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改變，以改革推進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擴大投資和對外出口，在投資中政府又起主導作用。這一增長方式目前已難以為繼，從投資導向向消費導向的轉型勢在必行，客觀上要求進一步深化市場導向的改革。此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讓企業將利潤驅動與創新熱情有機地結合起來，這有待于深化市場導向的改革。如果行政壟斷、簡單模仿比自主創新能獲得更多的優勢，創新的熱情將難以點燃。市場化改革的重點之一便是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
啟示之二：福利制度的建設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
歐洲的高福利制度極大地促進了戰后歐洲的社會穩定和進步、經濟發展以及人民生活改善。但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高福利制度又受到歐洲社會老齡化及經濟全球化的挑戰：老齡化的加劇使得高福利制度的成本居高不下，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制造業轉移使得社會保障計劃支撐困難。有遠見的政治家疾呼推進改革，但“胃口”已被吊高的民眾四處游行抗議。除了退休金制度在歐盟各國都進行了變革以外，涉及到一些根本問題的變革則荊棘叢生，阻力重重。目前，我國正處在社會公正持續受到關注的社會轉型時期，國家投入了大量的財政資金支持社會保障體系的進一步完善，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正加速健全，基本衛生醫療制度正逐步完善。筆者認為，以歐洲的高福利制度為鑒，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也必須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在建設福利制度的整個過程中，都需要不斷考慮制度的可持續性，考慮現有的福利制度是否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
啟示之三：警惕地方債務風險
歐債危機爆發以前，歐洲的債務問題已經存在，金融危機發生后歐洲各國的財政刺激計劃更加劇了債務問題。嚴重的主權債務問題不僅使得歐洲各國政府在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方面捉襟見肘，更延緩了歐洲所急需的經濟結構轉型。
與歐洲相比，我國政府的債務占GDP的比例尚未達到國際警戒線的60%，系統性風險尚不存在，但是地方政府債務所帶來的影響仍然不容忽視。地方債務的激增起始于我國政府為應對金融危機提出的四萬億的刺激計劃，為了配合這一刺激計劃，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數量及規模飛速發展。四萬億刺激計劃的實施順利完成了保增長的目標，然而地方政府融資渠道過于單一，大部分來源于銀行，也無形中增大了地方財政的隱性負債。除此之外，地方債務出現問題也會綁架財政貨幣政策，限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空間，甚至阻礙經濟結構的調整。鑒于此，我國需要建立防止地方債務風險的有效機制，合理定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投資領域，健全融資平臺的法人治理結構，加強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監管。
啟示之四：防止以短期調控政策取代長期制度變革
在達沃斯年會上，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財政緊縮并不是根治債務危機的根本辦法，歐元區脫困還需要積極的就業政策和政治體制改革。歐洲各國并不是不希望通過改革來緩解危機，只是對就業政策、社會保障計劃以及政治體制的變革遇到的阻力過大，政府順手的工具似乎只有財政緊縮。當前我國也處在一個十字路口，改革遇到了許多體制性的障礙，主要表現在各級政府的財政狀況與物質生產增長聯系緊密、生產要素價格形成過程中的市場化不足，等等。打破上述制度性障礙，必須依賴于深化市場導向的長期制度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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