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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從宏觀角度分析，經濟增速停止回落，并出現小幅回升的拐點極有可能出現在二季度。但是，從微觀角度來看，形勢可能并不樂觀。即便經濟增速回升，也不代表微觀問題已得到解決。相反，有些問題和矛盾可能還會更加突出。
無疑，讓中小企業脫困，并回歸正常發展軌道，是眼下最緊迫最重要的微觀經濟問題。
多年來，雖然中小企業一直是在夾縫中求生存。由于宏觀經濟環境始終比較寬松，勞動力成本較低、出口形勢較好、物價也相對穩定，所以，多數企業還能勉強維持生存，并成為就業、稅收、居民收入提高等的重要載體。而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宏觀經濟環境的惡化，中小企業不僅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而且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擠壓。本來就飽受資金困境的中小企業更加融資無門，而且融資成本大幅上升，本來就在盈虧邊緣徘徊的中小企業，大多滑向了虧損泥潭。如果中小企業繼續在死亡的邊緣掙扎，中國的經濟和社會都將面臨一次嚴重的危機。這絕非危言聳聽，而是客觀現實。
由中小企業普遍陷入生存和發展困境帶來的第二個問題，是實體產業“空心化”問題。從中國經濟結構和現狀來看，雖然中小企業規模小、個體產出少、效益不高、科技含量也不高，但大多從事實體產業，是中國實體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中小企業紛紛倒下，就等于實體產業斷了一條腿。縱然大型制造企業、實體企業發展得再好，也不能改變實體產業“空心化”的格局，也無法解決中國的就業和居民收入提高問題。所以，實體產業“空心化”，與中小企業的生存與發展環境密切相關，與宏觀政策環境密切相關。形式上是微觀經濟問題，本質上是宏觀經濟問題。
目前有不少分析認為，實體產業“空心化”，與民間資本紛紛轉移到房地產等虛擬經濟領域有關。簡單看，這種分析很有道理。但仔細分析，卻并不完全如此。如果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好，實體產業有利可圖，民間資本又怎么可能逃離實體產業呢？
民間資本的出路問題，雖然表現在微觀層面，實質根源在宏觀層面。“新36條”確實從政策層面上給了民間資本許多“出路”，但是，這些“路”指望依靠民間投資者自己像以前那樣懷著勇氣和信心、決心和毅力去走，難度實在太大，從現實看，必須將民間資本出路的微觀問題上升到宏觀層面，才有可能重新找回民間投資者投資的熱情和欲望。如果不從宏觀層面給民間資本創造更多的條件，民間金融方面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加劇，溫州的金融綜合改革試點也難以取得真正的突破。
當然，民間資本眼下的困境，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一個結論，那就是對房地產市場的嚴厲調控是相當正確、并且收到實效的。正是因為房地產市場調控，使房地產市場的暴利得到了有效遏制，民間資本向房地產市場轉移的腳步停下來了，炒房行為大大減少了。
現在問題在于，甘蔗沒有兩頭甜，由于房地產市場已經在低迷中徘徊了相當一段時間，其對居民住房消費和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也在不斷加深。一方面，住房消費的剛性需求被嚴重壓制，影響了消費市場的發展；另一方面，房地產市場的持續不振，事實上也在拖累與房地產業相關行業的發展。
如何在調控與發展中找到一條可行之路，已是當前一個需要研究和思考的急迫問題。因為，從中國的實情出發，房地產業既不能替代其他產業，成為支柱產業，也不能為其他產業所替代。房地產業必須在規范中發展，在發展中規范。關鍵要抓好兩條：一是房價不能失控，二是保障房建設和供應必須有“保障”。做好了這兩條，房地產業仍然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既是一個很微觀的經濟問題，也是一個很宏觀的經濟問題。
與房地產市場嚴厲調控相伴的，還有另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前些年許多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財政”留下后遺癥。看統計數據，幾乎所有的地方，都在轟轟烈烈的“土地財政”中，留下了巨額負債。
至少在未來的相當一段時間內，各地方政府都會為這些巨額負債所困擾。雖然有關方面正在研究如何化解政府負債風險、避免風險過快爆發的問題，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思路并不多，能否見效尚待檢驗。延長債務償還時間、要求地方政府建立償還基金，恐怕也只能解一解燃眉之急。
因此，筆者以為，地方債務問題，也必須上升到宏觀層面才有可能得到較好解決。而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徑，就是加快實體產業發展，振興實體經濟，用新增稅收來償還政府債務。
總之，如果眼下這些在微觀層面表現出來的經濟問題不解決好，將直接影響中國經濟的健康、有序和可持續發展，所以必須爭取通過宏觀環境的改善、宏觀問題的破解，力求在最短的時間內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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