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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08期日前召開。論壇成員、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發表了題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與人民幣國際化”的主題演講。曹遠征表示，人民幣的國際化是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有缺陷的前提下應運而生的，它可能會是一個比較長期的進程，應該從周邊國家開始逐步開展。
曹遠征從人民幣國際化的一些基本概念談起。首先他提出，人民幣國際化屬于本幣國際化使用的范疇。本幣的國際化從金融學的角度來解釋，就是對國外非居民的資產負債表上廣泛地以該貨幣計價的投資。這個資產負債表包括非居民政府負債表、金融機構和非銀行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以及居民資產負債表。
本幣作為國際貨幣通常具有三種功能：一種是廣泛地用于國際貿易計價和結算；第二，由于其用于計價結算，就會產生支付需求，進而在金融市場就可以用于借貸和投資；第三，隨著上述功能進一步發展，本幣作為國際貨幣成為價值的承擔者從而成為儲備貨幣。
這也決定了從時間過程上來看，人民幣的國際化使用可能會是一個比較長期的進程。短期先表現在貿易安排上，主要體現在計價和結算方面；中期來看人民幣可能會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交易工具之一，例如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已經在金融上將人民幣作為交易工具；從長期來看，如果人民幣能夠廣泛地進入到國外非居民的資產負債表，就很可能成為繼美元、歐元、英鎊、日元后的第五種儲備資產，有一些國家已經宣布開始對人民幣進行儲備。
其次曹遠征提出，貨幣一旦國際化，有收益也會有風險。收益主要是四方面。第一，鑄幣稅收入，也就是一種貨幣的印刷成本與票面價值之間的差額。一國貨幣一旦被國際化，那么該國就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征收鑄幣稅。
第二，發行成本與發行收益之間的利差，可以降低對外融資成本，增加國際支付能力。以美元為例，美國的債務危機之所以不如歐洲嚴重，就是因為美國一旦出現支付困難，就會大量增發貨幣進行償還，而不用考慮美元的實際價值。
第三，改善貿易條件減少匯兌風險并增加貿易便利化。以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貿易為例：金融危機以前，中國與東盟貿易使用的是美元支付，需將貿易雙方的貨幣先與美元兌換后再進行支付。這中間就有匯率損失，如果美元匯率再波動的話，損失就可能比較大。如果實行本幣直接結算的話，就會減少匯率損失。
此外，本幣國際化也可以提升本國的金融體系水平。一旦本幣成為國際貨幣，料理本幣業務就是料理國際業務，這樣，一國的金融體系就會產生國際影響。
本幣國際化帶來的最大風險則是“特里芬難題”。所謂“特里芬難題”，是指貨幣提供國所承擔的流動性義務與本幣匯率穩定之間的矛盾權衡。如果一國貨幣被國際廣泛使用，那么該國就會有一個長期的逆差形成機制。這種長期逆差形成以后，該國匯率就一定是不穩定的。到目前為止，任何一種主權貨幣在國際化的過程中都逃不出“特里芬難題”的制約，要真正締造一個國際金融秩序或者國際貨幣體系，必須存在超主權貨幣。
上述矛盾還帶來了一個派生物，即本幣國際化后國家中央銀行的義務問題。一國貨幣一旦有了國際性義務，與本國利益之間必然會產生矛盾，該國的中央銀行就很難制定該國的貨幣政策。
再次，曹遠征表示，盡管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已經初現端倪，英國政府和新加坡政府目前就是否在兩國開設人民幣離岸市場正在與中國政府展開談判，但需要注意的是，人民幣作為主權貨幣，它的國際化一定要具備三個條件。第一，人民幣必須成為可兌換貨幣。可兌換貨幣不一定是國際化貨幣，例如港幣、新加坡元，但是作為國際貨幣，比如歐元、美元，一定要是全面可兌換的。
第二，人民幣在國際收支上要有逆差，這是滿足對方資產負債表廣泛持有該貨幣投資的前提，為貨幣的輸出創造了可能性。這種逆差雖然并不一定是全面逆差，但是至少要在國際收支的某個項下大量產生。
第三，該國的貨幣政策不能是完全獨立的。如果一國貨幣在國際上廣泛流通，那么該國就必須制定對世界經濟負責的貨幣政策，而不是單純顧及本國利益。
美國就是在這個條件上飽受詬病。美元是全球的國際貨幣，但是美國的貨幣政策往往以美國利益為基點。例如美國為刺激本國經濟實行量化寬松政策，這在理論上是可行的，但是現實情況是該政策不但沒有刺激美國經濟，反而加速了全球通貨膨脹。這凸顯了一個矛盾，即本幣作為國際貨幣的國家，往往難以權衡本國利益與國際利益。
另外還需要考慮經濟實力與國際需求變化這兩個因素。第一，金融業歸屬于服務業，金融服務水平取決于國內的經濟實力。這個實力有兩點表現，首先是一國GDP占全球比重，即本國經濟在全球是不是有地位。小國的貨幣無法成為國際貨幣。其次是一國的開放程度，即本國國際貿易的比重在全球貿易中所占的份額。一個封閉的國家，即使GDP很高，其本幣也不足以成為國際化貨幣。
第二個因素取決于國際貨幣體系的變動。德國馬克和日元成為國際化貨幣是在上世紀70年代，當時兩國的GDP達到世界8%，貿易額占到5%-10%。1973年美元與黃金脫鉤，固定匯率變為浮動匯率，這為德國馬克和日元成為國際化貨幣提供了契機。
由此可見，人民幣能不能在國際上廣泛使用不僅僅取決于中國的經濟實力，還取決于國際形勢的變化。
曹遠征說，地理大發現之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國際貿易發展加速，需要計價貨幣的出現，國際貨幣應運而生。金本位制作為最早的計價工具，最大的局限性是黃金的生成和供給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容易導致通貨緊縮。隨著世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金本位制逐漸被信用本位制所取代。為解決各國之間匯率出現波動這個問題，1945年成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
但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實施需要美國保持貿易逆差，結果導致了從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美元擠兌現象愈演愈烈，美元難以維持對黃金的固定比率，到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
現行的貨幣體系稱為牙買加體系，這個體系最重要的特點是黃金徹底退出國際貨幣，其次各國匯率不再固定，可以自由浮動。然而從金融研究的角度來看，牙買加體系有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全球沒有統一的匯率制度。第二，在現行的浮動匯率之下，美元仍處于“獨大”的地位，但是美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不對世界宏觀經濟負責，世界各國的匯率也就無法固定。第三，國際金融體系高度依賴美元的穩定，美元的劇烈浮動導致匯率無法發揮調節國際收支順逆差的作用。
為克服美元作為世界貨幣所帶來的種種問題，需要找到一個相對穩定的貨幣來減少國際金融體系對美元的依賴。人民幣的國際化就是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有缺陷的前提下應運而生的，它的出現是以國際需求為背景的。
那么如何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呢？曹遠征談到了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說，之前人民幣對外使用有三種渠道。第一是比較常見的國家層面的貨幣互換。第二是廣泛滲透于中國民間的一種金融安排，稱為邊貿地攤銀行。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邊貿互市結算多半使用人民幣，這就產生了專門為貿易商提供結算服務的民間金融機構。第三種形式叫CEPA。這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的英文簡稱，是一國內兩個不同地區之間的特殊安排。CEPA緣起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當時香港經濟受到了極大的沖擊，為了支持香港經濟繁榮，中國政府采取了CEPA安排。
隨著大陸赴港人數的增加，大陸居民無法使用人民幣進行支付的問題暴露了出來。2003年11月以后，香港金融機構可以進行特定范圍內的人民幣業務，大量的人民幣在香港出現。為了使其回流，除了正常的銀行清算通道外，還需要發展在港的人民幣債券業務。2007年6月份以后，中國所有的金融機構都可以在香港發人民幣債。同時為了加快人民幣國際使用，中國政府也開始以人民幣形式在海外發債。到目前為止，中央政府已經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340億元，各類機構在香港發人民幣債的累計達到973億元。通過大量的發債，在香港形成了人民幣金融市場，并在這個市場基礎上出現了衍生工具。
曹遠征說，上述三種渠道中作為市場化發展的CEPA更具優勢。于是以此為基礎，2009年7月2號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開始正式實施，包括上海內地代理行模式和港澳直接清算模式兩種方式。內地代理行模式是指任何一家境外企業，可以通過其開戶行，在中國境內找一家代理行來進行人民幣業務安排。這個代理行通過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和交通銀行上海總行來進行人民幣結算系統。港澳直接清算模式是指任何一家境外機構可以通過銀行在中國銀行香港分行開戶，通過中國銀行香港分行來進行結算。
據統計，如今中國貿易額的25%已經采用人民幣結算，到2015年，人民幣會成為繼美元、歐元之后的第三大貿易結算貨幣。但是人民幣的國際化不能只用于貿易結算，更需要為海外所積累的人民幣開通投資渠道，否則海外積存的大量人民幣就很難做出安排，就會要求人民幣在資本項下大幅開放。
通過對香港市場的觀察可以看出，2011年9月份以后香港人民幣市場出現了新的討論，包括人民幣國際使用等問題。香港最后決定，人民幣資金進出內地跨境流動需符合內地有關法規和要求，由內地監管當地銀行負責審核；如果人民幣不涉及回流內地，將按香港本地法規，參照目前適用于其他幣種進行的銀行業務監管。
這也就是說，如果與人民幣的回流無關，那么香港將把人民幣視為外幣進行安排，這就使人民幣具有了外幣所應具有的功能。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金融基礎設施和相關技術良好，在這里，人民幣作為一個外幣跟美元和歐元享有同等地位，這就使得人民幣在香港的使用大大加強，存款量大大提高。相關資料顯示，截至今年1月份，香港市場人民幣存款余額達5859億美元，各國的主要銀行都在香港進行人民幣交易，數量達到了120家。這樣，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就跟上海在岸人民幣市場形成了一個相呼應的關系。
曹遠征說，香港的人民幣市場不僅會對人民幣匯率形成影響，更重要的是出現了非常豐富的人民幣金融市場。現在香港市場不僅有了人民幣近期交易，也有人民幣的遠期交易。而且遠期兌換市場已從不可交割變為可交割，交易量也在不斷擴大。還有人民幣股票，金融市場上的衍生工具很多也是由人民幣來做的，例如外匯期權結構性存款，匯率掛鉤產品，利率掛鉤產品等等。香港人民幣市場是一個由各種金融工具構成的市場，這樣，大陸的金融機構一旦需要發展人民幣金融產品，便可以從香港市場直接引進。這也為人民幣的國際化提供了廣闊的前景。
曹遠征說，現在人民幣已經在跨境使用，但是隨著貿易使用次數的增加，它一定要面臨在資本項下開放的壓力，這會成為一個令發展中國家頭疼的問題。其原因在于，過去發展中國家要資本項下開放一定要本幣可自由兌換，這樣一來外幣在本國境內就可以長驅直入，短期資本在國內外流動容易沖擊國內的宏觀經濟，導致貨幣危機。亞洲金融危機就是短期資本流動沖擊本國貨幣導致的宏觀經濟紊亂。
在當前條件下，這個問題依然存在。很多國家存在赤字，包括財政赤字，經常項下赤字。例如越南，它存在大量的隱蔽人口，國民消費欲望強烈，國家常年貿易逆差，國家依靠外資流入來彌補。由于歐債危機發生后大量“熱錢”流出亞洲，如果一國流出過大，無法用外匯來支付進口，唯一的辦法就只能是放任貨幣貶值，最終就會造成本國金融市場紊亂。當前，許多國家貨幣貶值壓力大，一旦資本項下開放，國際資本很容易顛覆本國經濟。
曹遠征認為，人民幣的國際化恰恰為這個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個新的契機。一個可能的辦法是把資本項下開放和本幣全面可兌換分開操作。因為人民幣已經在國際上使用，所以人民幣可以在資本項下進行資本開放，但是由于人民幣還沒有對外幣實行全面可兌換，仍然需要對外幣的短期資本流動進行管制。
按照IMF對資本管制的定義，進入中國的外幣大部分都可兌換，對行為主體進行實質性管制的只有三個科目：第一，外商直接投資需要審批；第二，中國居民不得對外負債，對外負債需要進入外債規模管理；第三，中國資本市場不對外資開放，對外資開放要通過特別的管道。
這里會產生三個相應的問題，一是外商用人民幣投資是否還要進行審批；二是中國居民是否可以對外以人民幣進行負債；三是中國資本市場是否可以以人民幣的形式開放。
過去中國企業是沒有辦法對外負債的，但是現在有700億人民幣債權，是中國內地企業在香港發行的，意味著中國企業、中國居民對外以人民幣的形式產生了負債。中國市場對外不開放，但是對人民幣開放。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可能會創造一個先例，即把資本項下開放和本幣可兌換分開操作。先將資本管制按幣種進行區分，再將資本管制慢慢淡化。
根據曹遠征的估計，人民幣的全面可兌換應該用五到八年時間完成。這一點可以從中國計劃在2020年建成與人民幣地位相匹配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時間表上看出。他說，當前香港在人民幣對外業務中之所以會比上海遠遠領先，是因為上海是人民幣最大的本幣中心，在人民幣資本項下管制的情況下，無論上海采取何種鼓勵措施，都無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而香港在資本項下是開放的，人民幣有回流機制的安排，通過回流機制，人民幣持有人可以用人民幣在香港進行投資，取得收益，從而鼓勵了境外更多人通過香港持有人民幣。
這里又出現了一個矛盾，即回流機制問題。資本市場在香港安排，一定會和大陸有某種關系，如果貿易項下流出越多，回流機制安排要求就越多，最終資本項下要打通就必須實現完全回流。但是從大陸的角度來講，資本又是需要管制的，不能打通。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倒逼機制，要求人民幣能夠在資本項下回流。那么就需要擴大資本項下回流機制，這需要制定新的安排，例如采用人民幣對外負債等方式。
在沒有回流機制安排的情況下，上海人民幣市場在資本項下不通，在這一點上明顯不如香港。但是上海的優勢在于未來當人民幣實行了資本項下開放后，作為最大的本幣中心，上海自然就會成為最大的人民幣金融中心。上海與香港是合作關系，二者的共同目的是為人民幣全面可兌換創造條件。上海努力輸出人民幣，香港努力回籠人民幣，二者有力有序地推進人民幣全面可兌換進程。
在人民幣資本項下開放的問題有了既定規劃后，中國仍然面臨著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任務。人民幣的進一步使用需要第三國來參與，只有第三國使用，才可以稱之為人民幣國際化，也叫人民幣跨境使用。目前它還只局限于中國國境線的兩邊使用，并沒有形成一個三角循環的關系。就人民幣國際化而言，還需要提升一個層次，要從跨境變成國際市場。
在具體做法上，中國寄希望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上海合作組織等區域性經濟組織。曹遠征說，特別提款權(SDR)可能會成為超主權貨幣，但是這需要長期的發展。歐元模式是超主權貨幣的一種替代形式，但是歐元是建立在歐洲經濟相對均衡的前提下，在亞洲則不具備這樣的基礎。所以目前唯一可行的就是主權貨幣多元化。
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2009年《清邁協定》做出兩個重要的決定：一是建立亞洲外匯儲備庫，成立一個小IMF組織；二是發展亞洲債券市場。可以設想，如果將現在以美元計價的亞洲外匯儲備庫改用人民幣計價，也就是說一旦一國出現國際收支困難，就用人民幣作為支付手段，這樣一來，人民幣就會直接進入他國國庫。
再下一步，如果亞洲債券市場實現了人民幣化，那么作為一個多邊市場，就會推動人民幣的借貸和投資水平。最終只有同時實現了計價和結算的人民幣化、金融市場投資和借貸的人民幣化以及外匯儲備庫儲備貨幣的人民幣化，才可以說人民幣真正成為了國際貨幣。而且人民幣國際化的范圍會從亞洲逐步擴展到全世界。
曹遠征，現任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美國南加州大學客座教授，上海復旦大學兼職教授，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宏觀經濟學會副秘書長。
曾先后在青海省對外貿易局、青海省政府、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工作，曾任國家體改委經濟體制改革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曾任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經濟專家，自1990年以來，擔任多個經濟轉型國家(如越南、蒙古、捷克、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吉爾斯坦等)的經濟顧問。
[現場問答]
問：歐元是否已經成為超主權貨幣，超主權貨幣的發行主體是誰？
答：超主權貨幣目前比較合適的替代品是SDR。因為這牽扯兩個問題，第一，國際機構不能推倒重來；第二國際機構也在進行改革，SDR的使用是改革內容之一，這是我們的基本立場。在這個情況下，SDR可能作為超主權貨幣雛形出現。如果它能站住，逐漸地擴大使用范圍，逐漸發揮它的功能，它就會變成國際貨幣。而歐元已經變成了超主權的貨幣，只不過它只在歐元區內使用，其命運完全取決于歐洲財政一體化進程。就如同美國是美利堅合眾國一樣，如果歐洲財政一體化了，那就會變成歐洲合眾國，各國就如同美國的各州一樣，我們從這點上也懷疑歐元是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超主權。
問：人民幣的大陸市場與香港市場到底是誰在影響誰？中國實行多邊貿易政策面臨哪些障礙？
答：第一，貨幣問題確實是值得研究的問題，我不知道誰在起作用，但是我更希望是香港市場引領大陸市場。現在這兩個市場形成機制完全不一樣，但是走向是完全一樣的。我認為，大陸市場不完全是受香港影響的，因為香港市場去年9、10月份發生變化的時候，大陸市場并不受它的干擾。現在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香港市場在影響大陸市場，但是也沒有證據證明大陸市場在影響香港市場。這至少說明中國的匯率形成機制不是我們想象的那么簡單，就是人民銀行在影響匯率。未來如果香港市場變得越來越大，人民銀行的影響就會越來越小。
第二，盡管我們說，我們未來的問題是人民幣要多邊化，要有第三方使用，這是國際治理結構改革的問題，我們認為最有希望的地區是東盟，但是去年的現象表明，這個不是完全由中國把握的。美國主導的泛太平洋合作，發展戰略跟我們想的是不一樣的。在東盟峰會上和泛太平洋會議上，中國政府的表態已經說的很嚴厲了，說東盟十加一是合作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就沒有泛太合作。但是在美國的主導下，現在似乎又趨向于推翻中國跟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安排，因此人民幣多邊化還將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我們剛才說的是未來的前景，因為東盟地區對華貿易量很大，中國經濟給他們提供支持的可能性也是最大的，所以人民幣最有可能在這里實現區域化，但是這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問：與上海相比，香港發展人民幣國際化業務的優勢，除了完善的金融和法律之外還有哪些？
答：和大陸相比，香港的金融基礎設施是比較好的。但是上海和香港相比其競爭優勢是，上海是人民幣最大的本幣中心。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看法是這樣的，在人民幣資本項還沒有開放的情況下，香港努力發展人民幣市場業務，在資本項下開放之后才有和上海一爭的可能性，否則香港一定會變成一個二流的中心。現在香港發展離岸市場了，從大的意義上來說，為人民幣資本項可兌換創造了可能性，從小的意義來說，是繁榮穩定香港經濟的必要舉措，因為香港除了金融活動之外沒有什么太大的競爭力。對中國來說，如果香港經濟沒有大的競爭力，就會變成中國政府的包袱。
問：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加速，中國銀行在國內銀行市場地位該如何變化？
答：人民幣國際化的安排跟人民幣國內使用是兩回事。中行盡管在人民幣國際化使用中處于領先地位，但是相對國內其他大銀行來說，我們國內人民幣業務是相對薄弱的，主要是資產規模相對較小，負債能力相對較弱。人民幣即使進一步國際化也不足以改變這樣的局面，因為人民幣是本幣的業務。所以中行現在在工農中建四大行中還是位居最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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